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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4 Two executed in China over tainted milk（三聚氰胺事件）(CNN) -- Two people were executed Tuesday in China for their part in a tainted milk scandal that killed at least six babies and sickened about 300,000 others, state-run media reported. Zhang Yujun was executed for endangering public safety and Geng Jinping was executed for producing and selling toxic food, the Xinhua news agency said. The tainted formula came to light in September 2008, after several babies fell ill from drinking formula that contained melamine. Melamine is commonly used in coatings and laminates, wood adhesives, fabric coatings, ceiling tiles and flame retardants. Some Chinese dairy plants added the chemical to milk products so they would appear to have a higher protein level. The tainted milk caused kidney stones and urinary tract problems i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ldren. The 22 Chinese dairy producers that made the formula have offered compensation to victims' families. In all, 21 people were tried and sentenced in January for their roles in the scandal, Xinhua reported. Among them, Zhang and Geng were sentenced to death, and most others received at least 15 years in prison. November 18 包头空难五周年祭 传事发前夜机组人员纵酒狂欢（之所以转这个，是为了人权）2009年11月21日，是包头空难五周年纪念日。5年前，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China Eastern Airlines Corporation Limited，简称“东航”）MU5210失事，6名机组人员、47名乘客、2名地面人员罹难，东航试图以21.1万元/人的价码一揽子解决遇难者的赔 付问题。不满的32名遇属因此走上漫长的诉讼之路。 崔明华孤独地坐在127平方米的三室两厅里，回忆起5年前的一个早晨。 那个寒冷的早晨。内蒙古包头市的南海公园里，结了层薄冰。一座摩天轮在树林边矗立，几十艘铁皮游船挤在湖面上打盹，三三两两的老人喷着粗气在湖边晨练。 53岁的龚喜莲在凉亭里压腿，她头戴黑帽，身穿孔雀蓝夹克、灰裤、绿胶鞋，身上还系着一串钥匙，是名聋哑人。 62岁的白德金正从播音楼里往外走，这名铁路退休工人为了每月多挣350块钱，谋了份替公园值夜班的差事。 南海公园两公里外，就是包头机场。 滴！滴！滴！47名乘客正在登机口排队检票。 航班：MU5210；起飞时间：8:30；机型：庞巴迪CRJ-200；目的地：上海。 黑色40秒 2004年11月21日，是个星期天。 MU5210机长王品和其他5位机组人员正在紧张备飞。王品是一名优秀的东航机长，累计安全飞行近1万小时。庞巴迪CRJ-200隶属东航云南分公司，2002年开始营运，仅飞行5000小时。这架长期在温暖南方飞行的支线飞机，被临时调配到了寒冷的北方。 乘客里，31岁的高素（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分局工业路派出所副所长）怀揣一台卡西欧相机，将赴上海办案。 37岁的马华是包头个体户，她刚刚谈下一单价值几亿元的工程，要借道上海去温州谈项目。 40岁的陈苏阳（上海复旦复华科技公司总经理）谈完一笔生意，将要回家。 43岁的艾宪良（山东德州德龙机床印度尼西亚分公司总经理）和同事李志明，刚刚带着印度尼西亚客户林志兵考察完包头钢铁市场，将赴上海继续考察。 50岁的郑文晶（包头市发改委副主任）将赴上海参加“十一·五”规划培训班…… 同机者中，有公司老板和职员、军官、科研专家、政协委员、旅行社踩线员，还有一对第一次坐飞机的老夫妇，他们将赴上海参加女儿的订婚仪式。 8:21，MU5210提前9分钟起飞。 庞巴迪CRJ-200机翼没有进行任何的除霜除冰处理。起飞不到40秒，飞机失速，这只大鸟像喝醉了酒的醉汉，引擎喷着黑烟，屁股着了火，很别 扭地一头栽进南海公园，翅膀刮过播音楼屋顶，尾巴蹭过摩天轮，冲倒大树，机身四裂，爆炸、烈火、浓烟、尖叫，平静的湖面上烈焰冲天，升起一朵蘑菇云。 6名机组人员和47名乘客身首异处。冲天的大火烧焦了正在压腿的龚喜莲和正要迈出门坎的白德金。 山东德州，崔明华孤独地坐在127平方米的三室两厅里，回忆起5年前的那个早晨。 那天起床后，崔明华给父母准备完早餐，又叫来大夫看病，老父亲颈椎手术后瘫痪，在床上躺了20多年。 “那天，我莫名其妙有点烦，早餐都忘了吃。”崔明华烦的是，丈夫艾宪良昨晚曾从包头宾馆的餐桌上打来电话，告诉她今天要飞上海，后来，他却始终没有告诉她航班信息，这在以前从无先例。 艾宪良是山东德龙机床的一名骨干工程师，被外派到印度尼西亚将近10年，一年只能回家三四趟，这次回来在家仅仅呆了3天。 中午12:30，老父亲把崔明华叫进房里，他盯着电视：“你爱人给你来信了吗？他现在在哪呢？”老父亲有个习惯，每天中午12：30准时打开电视，看中央电视台的午间新闻。 崔明华心一惊，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字幕：包头、上海、航班、事故。 她定了定神，马上给艾宪良打电话，不通，再打与他同行的李志明手机，也不通。 下午1点，崔明华找到丈夫单位的工会主席，让其打探消息。一会，单位来电，委婉告知，失事航班上有李志明和艾宪良。到晚上，官方消息证实，MU5210全机遇难无一人生还。 崔明华把在青岛上高一的女儿叫了回来。11月23日凌晨3点，崔明华家及李志明家一行10人，坐上开往内蒙古的列车，“孩子不吃不喝，完全崩溃了。” 在北京读中国矿业大学材料学研一的高昱，是在11月21日下午接到的电话，“家里只说我哥病了，要我赶紧回去”。高昱想找同学弄张机票，同学告诉他：“别坐飞机了，包头有架飞机掉下去了！” 高昱突然想起，哥哥高素曾提到要去上海办案。他马上打哥哥的两部手机，无法接通，他最终是哭着从哥哥所在派出所的所长嘴里证实了哥哥遇难的消息。 “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我俩最亲，他对我的关照就像父亲一样。”高家有六兄妹，高素是老四，高昱是老六，老四是家里也是村里最有出息的一个。 从北京到包头，坐火车要12个小时，高昱和堂弟一路没有睡觉，“心里特别的痛，想哭，哭不出来，没有眼泪”。 包头空难发生的12天前，中国民航总局刚刚宣布，中国民航航空运输安全飞行已达500万小时，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纪录。 10天前的一个航空意外是，两个流浪少年钻进停靠在昆明机场的川航空客A320飞机起落舱内，未被察觉，结果一人摔死。 那一年，中国还发生了多起“人祸”：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特大瓦斯爆炸，致死166人；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致死12名婴儿，致伤229名婴 儿；四川南充蓬安一艘客船超载，触礁翻沉，致死66人；吉林中百商厦特大火灾，致死54人；广西浦北长岭烟花爆竹厂爆炸，致死37人…… 21.1万元的“人道主义” 崔明华在包头呆了10天。 那10天的记忆，像破碎的残片一样在她脑海里快速闪回。 “现在想起来，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哭到晚上不睡觉，想好多事情。想不通，为什么人刚刚回来3天，一下子整个都没有了。”崔明华声音哽咽，不停擦拭着泪水。 因为到得晚，山东德州来的两家被单独安排在一家宾馆。此时，到达包头的至少有300名遇难者家属，他们通常是两三家一组被分散安置在不同宾馆。就算是到空难现场祭奠，也要分批分次错开安排。 高昱事后回想：“东航是怕家属在一起容易出事。”律师郝俊波分析：“那时如果大家团结起来，就会比较强势，东航谈赔偿一个都谈不下来，分散，可以个个击破。” 崔明华感到庆幸的是，躺在冰柜里的丈夫艾宪良，留了张全脸。高昱看到哥哥高素时，额头以上全部缺失，只能用假头拼齐。空难当天，包头市殡仪馆出 动了33名工作人员、15辆殡仪车。《苍天无情，人间有爱—写在11·21空难发生后》的新华社通讯中写道：“完成一具遇难者遗体的整理、美容要比平时多 花一倍以上的时间，美容师往往一站好几个小时，累得都直不起腰来。为了减轻遇难者家属的痛苦，他们不惜时间，细致工作，人手不够，又从呼和浩特市调了20 多名殡葬工作人员。” 不久后，东航事故处理小组工作人员拿出一份《“11·21”空难赔偿款支付暨责任解除书》，上面写明：东航云南公司愿向遇难者近亲一次性支付赔 偿金21.1万元人民币，其中人身赔偿金14万元，行李赔偿金0.6万元，抚慰金3万元，丧葬费1万元，食宿交通补助费2.5万元。“以上款项的支付将一 揽子解决‘11·21’空难罹难者赔偿的全部善后事宜。东航云南公司对此的赔偿责任是最后和全部的赔偿责任，受偿方代表和罹难人员家属、近亲或有继承权的 人同意并保证不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理由向东航云南公司或它的关联公司、代理人提出任何的索赔和求偿诉讼。” 东航方面称，21.1万元赔偿的根据是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第132号令，民用航空运输旅客伤亡赔偿最高限额为7万元人民币，综合考虑上浮到了14万元。同时上浮了100%的行李赔偿金额。 “人没了，钱有什么意义？没有比人的生命更珍贵的了。现在空难还没闹清楚，你就谈免责！”东航给高昱和崔明华造成一种想赶紧了事的恶劣印象。 有传闻称，起飞前夜，MU5210机组人员曾在神华五星级酒店纵酒狂欢K歌一夜，第二天便匆忙起飞。 高昱说，东航雇佣的事故处理人员为了让家属早签协议，“还在家属中间挑事，跟这个人说一套，跟另一个人说另一套，挑出矛盾就有人做决定把合约给签了。因为飞机上多半是有公职的人，家属不签赔偿协议，他们就找上面的领导做工作，给你施加压力”。 负责接待遇难者家属的有东航高层和5组工作人员，近千名包头的政府工作人员。崔明华记得，当时接待自己的是当地一位姓张的街道办主任。 事实上，空难赔偿有三部分。第一部分，遇难者赔偿：21.1万元是基准价，不同的家属会与东航达成不同的协议价。2005年3月，地面遇难者白 德金就获得了39.3万元的赔偿金。但至今，仍有11名遇难者家属未与东航达成协议。第二部分，保险理赔：空难次日，太平洋保险即向6名机组人员亲属支付 了共90万元保险理赔款，中国人寿为25名意外险投保人赔付了1046.4万元，其中一位死者买了两份保单获得80万元赔偿。第三部分，第三方责任赔 偿：2006年9月29日，被空难污染的南海公园获得东航2140万元的赔偿。 漫长的诉讼：包头—北京—上海—美国加州—北京 空难一周后，郝俊波出现在了包头市街头。 他从加拿大约克大学毕业，刚成为北京力珉律师事务所律师不久，所里就接到来自美国加州一位叫迈克·皮尔斯的空难原告律师的电邮。 皮尔斯是名空难官司的掮客，“包头空难诉讼可以到美国打”。 力珉的律师们讨论后则认为，“根本立不了案，就是浪费时间”。 闲着没事的郝俊波决定先到包头碰碰运气。 他先到设有遇难者家属接待办的“天使宾馆”，前台小姐很警觉，“事已经处理完了，人都已经走了”。 幸运之神是一名的士司机，他刚刚拉过遇难者家属，这名记性超强的的哥，穿街过巷直接把郝俊波拉到了高素岳母家。 郝俊波于是见到了高昱，这名有头脑的北京大学生，迅速把包头本地的10余名遇难者家属召集到了一块。 郝俊波折返北京，在2005年下着大雪的一月，他和皮尔斯住进了包头的神华宾馆，并召集遇难者家属在大会议室里开会。 皮尔斯，70多岁，长得像布什，是名职业演讲家，有着多年的空难索赔经验。他分析包头空难的问题可能出在：东方航空的管理，加拿大庞巴迪的飞 机，美国GE的发动机上。他提到了美国民事诉讼的“长臂管辖”原则，即只要被告和立案法院所在地存在某种“最低联系”、涉及美国利益，就可打官司，而事故 的所涉三方都在美国有业务。他还引入了美国空难官司流行的“风险代理”，即打不赢官司不要钱，打赢了再按比例收钱，律师费的初定收取比例是索赔额的 45%。 郝俊波说，当晚，就有包头外事警察守在了他们房间门口，皮尔斯的律师证被收走，他们还遭到警告：“你们再弄，就抓起来！” 家属们想，“老外这么大老远跑过来弄这事，有戏”。但又怕遇上骗子，于是委托高昱回北京上学时打探虚实。高昱回京，查看了郝俊波的律师证，又到在亮马桥使馆区的律师事务所里坐了坐，“打电话时，前台说的都是英文，很国际化”。 作为包头遗属的牵头人，高昱将签好字的10余份委托书交到郝俊波手里。 另一边，上海的赵霄洛律师也在替陈苏阳的遗孀桂亚宁往包头、上海、北京的法院递诉状，均告无果。郝俊波遭遇了一样的尴尬。 2005年8月17日，郝俊波（后跳槽至雷曼律师事务所）、赵霄洛联合美国律师（代理方后更改为里夫律师事务所）、32名包头空难罹难家属，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郡高级法院，以“幸存及非法死亡之诉”起诉GE、庞巴迪、东方航空。2006年11月2日，诉讼进入调解阶段，原、被告双方达成一 份总金额为1175万美元的一次性赔偿协议，全部赔偿由英国一家保险公司替投保的被告支付，双方律师鼓掌欢呼诉讼完结。2007年年初，郝俊波等召集空难 遗属讨论如何分钱，摊算下来，每名遇难者可获30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东航称自己的代理律师越权，并迅速将其解聘。2007年7月，美国法院下达《中止诉讼指令》，案子被退回中国。2007年11月、2008年6月，郝俊波等代表32名罹难者家属两次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递交诉状，均未获准立案。 与此同时，在律师和空难遗属的推动下，2006年2月28日，民航总局公布《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将国内空难赔付上限定为40万元。只是法不溯及既往，包头空难不能适用新赔付标准。 2006年12月21日，国家安监总局通报“11·21”包头空难事故调查处理结果，认定这是一起“机翼污染”的责任事故。东航董事长李丰华、总经理罗朝庚等12名责任人受党纪、政纪处分。 好在“中止”不是“终止”，留有活口，郝俊波说：“如果中国不立案，我们还能杀个回马枪，回美国玩去。这可能是东航之前没想到的，两害相权取其 轻，后来北京二中院给我打来电话说，你们来立案吧！”2009年8月10日，北京市二中院正式受理包头空难集体诉讼，这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被立案的 空难集体诉讼。郝俊波也将诉讼标的从和解协议的1175万美元，变成1.23亿元人民币，增加部分是“利息和律师费”。 戏剧性的是，东航也把空难家属告上了美国法院，索要自己花费的律师费。9月7日，空难家属向北京二中院追加诉讼请求，要求包括东航在内的三名被 告归还收取死者的机票费及利息47225元。诉讼状上写道：“空难死者不仅生前要向航空公司支付机票费用，死后还要为把他们送上死亡之路的被告支付律师 费。” 包头空难这五年，遇难者家庭多因家中失去了顶梁柱，或企业垮台，或孕妇流产，或遗孀改嫁，或因老年丧子父母早逝，或家人患上抑郁症、自闭症、精 神病。两年前，崔明华的父母先后离世；2006年，东航的人也结束了对她每年两次的例行探望，孑然一身的她幽幽地说，“毕竟人没了，我们还要有尊严地活 着，只能走（诉讼）这条道吧。” 10月30日，郝俊波写了一份开庭申请，他希望在11月21日——包头空难五周年纪念日，在经历五年漫长的等待后，中国法院能第一次开庭。来源：新周刊 华为欧美布局LTE 誓言直追爱立信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1月18日上午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华为LTE(长期演进技术)产品线总裁应为民今天表示，公司正积极推进新一代移动网络的发展，现全球进行 的LTE测试和商用网络的数量已经达到25个，其中商用网络为两个，公司并有信心拉近与全球最大移动设备制造商爱立信在市场份额方面的差距。 应为民表示，在北美，华为正在争取Verizon和AT&T的LTE订单；在欧洲，华为则正在与包括沃达丰在内的欧洲主要电信商进行接触。 “以单个产品计，我们在LTE上的投入在公司产品线中是最大的，虽然目前它对公司营收的贡献还很小。”他称，华为目前在LTE实验网和商用网建设上处于领先地位。 他并预计，全球LTE的商用市场最早将于明年第二、三季度在北欧和北美推出，“至少在2011年前，发达国家在LTE商用网络方面的占比会较高。” 华为新增的市场份额大部分来自中国和其它新兴市场，但最近华为获得了挪威移动电话运营商Telenor公司的一笔大单，替换和升级一张涉及近万个基站、面向“准4G”技术LTE的网络，双方宣称这是欧洲最大的LTE商用网络。 Telenor本来是爱立信和诺基亚西门子等华为竞争对手在欧洲的传统客户，这一交易突显出华为在电信设备市场越来越强大的实力。 华为还与爱立信分享了芬兰电信巨头TeliaSonera的LTE商用网络订单，TeliaSonera是北欧最大的跨国运营商。爱立信分得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订单，华为则分得挪威首都奥斯陆的订单。 应为民并表示，由于移动运营商的资本支出依然疲软，在LTE时代，设备制造商将难以获取高利率。 华为的主要竞争对手诺基亚西门子此前预计，今年全球电信设备市场支出将下滑8%至12%；阿尔卡特朗讯则预计，今年全球电信设备市场支出下滑幅度将超过5%。 不过，华为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的表现远远好于大多数西方竞争对手，其2008年度净利润同比增长20%，并预测今年的合约销售将可超过300亿美元。该公司去年的合约销售则为233亿美元，同比上升46%。 应为民透露，华为在中移动3G网络建设三期招标中共拿到超过30%的份额，在各家中标厂商中所占份额最大。他并对华为未来的增长表示乐观，“我们很有信心在明年进一步拉近与爱立信在市场份额方面的差距。” 研究公司Dell'Oro最新数据显示，华为的市场份额由去年第三季的11%上升至20%，超过了诺基亚西门子，成为全球移动网络设备市场市场第二的厂商，爱立信依然领先市场，占据32%的市场份额。(晓叶) November 15 华为往事——刘平（转载） 作者刘平，原华为副总裁，曾经做过北研所所长。 华为往事（二）：到华为面试 年轻的时候都不信命。但经历了很多事情后，越来越相信命运这个东西。如果不是命运，很难解释我当时为什么会去华为，后来为什么又离开华为。 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完本科，硕士后，和导师一起创办了交大计算机网络研究所。我们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计算机网络研究的人。当时参加了国家重点攻关项目——“ 军用数据网”的研发以及上海市公共数据网的建设。我已经可以看到我的未来：副教授，教授，计算机网络的专家，在导师退休后，成为网络研究所的所长。但在交大当了8年老师，突然厌倦了。毫不犹疑地丢掉铁饭碗，加入了当时随时都会破产的华为公司。我在华为工作了8年后，已经进入公司高层，每年有上百万的收入，还持有公司3百多万的股票。但我还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离开了华为。我现在都想不明白我当初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并且那么义无返顾。这大概就是我的命运吧。 当我决定离开学校，去深圳闯一闯的时候，我在图书馆查阅《深圳特区报》，在那里看到了华为的招聘广告，是招聘开发程控交换机的开发工程师。我看和我的专业相近，就投了简历。但没收到回信。等到春节后，我回家探亲，顺便到深圳看一看。一到深圳，买了一份《深圳特区报》，又看到华为的招聘广告，我就直接找到华为去了。 当时华为在南山深意工业大厦五楼。从深圳市区坐中巴到那里要一个多小时。那时没人知道华为，坐车是到亿利达站下来。深意工业大厦就在前面。大厦楼顶有一个标牌，是繁体字的“华为”。远远看上去，一不小心会看成“华鸟”。后来，我们经常打趣说，我们是华鸟公司的。 一上到五楼，迎面看到的是一面墙，上面是张爱萍将军的题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据说当时华为主管财务的副总朱奔和张爱萍有亲戚关系，所以有这个题字。 听说我是来面试开发的，门卫把我领到开发经理室。当时经理室里坐着两个个人，一个是任育胜，一个常容新。一聊，才知道，任育胜还是我的交大学生，从上海邮电一所跳过来的，他已经是用户交换机的硬件经理了。他非常热心，去叫来局用交换机的软件项目经理李仪来面试我。李仪看了我的简历后，简单地问了我几个问题，主要是编过多少代码等等，就走了。估计是觉得我不满意了。我后来问李仪，对我哪里不满意，他说没印象了。 任育胜又帮我找来另外一个人来面试我。这次来的人看上去就像个小孩。他就是李一男。这时的李一男正在华为实习，郑宝用让他负责万门机的方案设计。他看到我简历中做过X.25协议，Intel Multibus等的开发，和他在设计万门机的方案有关，所以他对我感兴趣。他带我去总工办，见了郑宝用。郑总跟我说了一番话，令我记忆深刻，我后来招聘新员工的时候也经常跟他们说这番话。郑总说：“我们公司是没有任何背景的，一切都靠自己奋斗。在这里工作，不需要拍马屁，拉关系，只要你好好干，公司就会给你回报”。我这个人最不善于去和领导搞关系了。所以郑总的一番话让我决定选择这个公司。 华为往事（三）：初入华为 回到学校后，我马上办理了离职手续，把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就准备去华为上班了。那时候我对华为的了解除了知道是搞程控交换机开发的以外，其他的如公司的运营情况，待遇，发展前景等都一无所知。就这样把发展稳定的教师职位丢掉，令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感到不解。 回到1993年2月27日，我带着一箱行李，来到了深圳，身上只有500元，连回上海的飞机票钱都不够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八年多后，我离开华为时会有上千万的身家。 这时候华为有200多人，总部在南山深意工业大厦，在西乡还有一个工厂。开发部的负责人是总工郑宝用。开发部下面有三个部门：模拟交换部，数字交换部和通信电源部。模拟交换部的负责人是徐文伟，数字交换业务部的负责人是曹贻安。这两个部门下面都有用户交换机和局用交换局项目组。我的第一个职位是数字交换部局用交换机项目组的高级软件工程师。 那时华为新招人员的工资标准是本科1000，硕士1500，博士2000，特招人员除外。我在学校的工资是400多元。我在华为2月份的工资是1500 元，但我二月份只上了一天班，结果还拿到了半个月的工资。第二个月，我的工资就涨到了2600元。那时候，令我激动的是，每个月工资都会上涨，到年底时，工资已经涨到6000元。不过，这些工资并没有拿到手，每个月只能拿到一半的现金，另一半只是记在帐上。领工资的时候，也没有工资单，大家在财务部门前排队领工资。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工资额，可以自己拿笔记一下，然后领走一半的工资。后来任正非跟我们聊天时，说：“我们现在就像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拿了老百姓的粮食没钱给，只有留下一张白条，等革命胜利后再偿还”。这些帐上的工资后来变成了华为的股份，最后都得到了回报。任总实现了他的诺言。 学校后，我马上办理了离职手续，把档案放在我在华为看到的第一份产品宣传资料，是一本红皮的资料。可能是因为代理香港产品的缘故，那时华为的资料都是繁体字的。这份资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个是封底上的一段宣传口号：“到农村去，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另一段话是：“凡购买华为产品，可以无条件退货，退货的客人和购货的客人一样受欢迎 ”。 我对华为第一印象最好的是食堂。那时候到食堂吃饭不用先付钱，也没有工卡，大家打完饭菜，在食堂师傅那里报个工号就可以了。食堂的饭菜非常丰富可口，比在学校时吃的要好多了。我第一次见任总就是在食堂里。当时我们正在排队打饭，就看到一个微胖的中年人站在队伍旁边，一边看做大家打饭，一边大声地叫着：“我看谁打肉多的，谁就是新来的”。我看那个人头发乱乱的，脸上胡子拉碴，身上穿的衣服皱巴巴的，我以为他是食堂做饭的师傅，所以也没怎么理会。过两天开会，才知道这个人是任正非，华为的老板。 华为往事（四）--我来之前的华为 到华为一段时间后，通过与一些老员工聊天，了解了很多华为的过去。任正非是学习建筑专业的。转业前是铁道兵某研究所的副所长。八十年代初，解放军大裁军，任正非从部队转业。由于他太太在深圳南油集团任工会主席，所以他随太太转到深圳，在南油集团下面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但不久，在做一笔生意的时候，被别人骗了，有两百多万货款收不回来。他被公司开除了。 没办法，在1988年和几个人合伙，每人2万元，在南油新村一个居民楼里成立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这套房子后来卖给华为的一个老员工杨明骏）。公司虽然名为技术公司，但开始做的都是贸易的生意。也没什么方向，什么赚钱做什么，还卖过减肥药。一次偶然的机会，经辽宁省农话处的一位处长介绍，开始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用户交换机产品（就是单位里转分机的PBX）。开始走上销售电信设备的道路。 经过几年的销售，华为建立了一定的销售网络。这时任正非开始考虑做自己的产品，但华为没有任何技术力量，于是他和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签定了合作开发用户交换机的协议。那位教授派了他的一个博士生来华为开发。那个学生就是郑宝用。郑宝用是在华中科技大学读的本科和硕士，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刚考上清华大学博士没多久。郑宝用来华为后，成为华为开发的领军人物，就再也不回清华大学了，博士学位也不要了。郑宝用为人随和，性格直率，大家都称他为“阿宝”。 在郑总的带领下，华为开发出了自己的用户交换机HJD48（模拟交换机），并利用已经建立的销售网络取得了一定的销售业绩。但任总并没有止步于此，在 1992年做出开发局用交换机的决策。这是华为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意味着华为正式进入电信设备供应商的行列。因为用户交换机的客户是各种各样的单位，和电信局关系不大。而局用交换机的用户就是各级的电信局。 但华为在开始开发局用交换机时，却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开发模拟局用交换机JK1000。当时数字交换机的技术已经成熟，模拟交换技术处于淘汰的边缘。华为肯定是根据当时的本身的技术能力，决定开发模拟局用交换机。如果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的话，华为很快会被淘汰。 所幸这时出现了一个人物——曹贻安。曹原来是生产线的一名工人，没有文凭。他多次向任总进言，力主开发数字交换机。任总被他打动，在模拟交换机交换机还在开发的时候，同时开始了数字交换机的开发。曹贻安也因此从一名工人升为开发部付总工，数字交换机部的负责人。这是华为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一个例子。不过毕竟技术能力有限，在我来华为几个月后，曹的位置被毛生江代替。曹也逐步淡出华为人的视野。后来的华为人很少有人知道他。我后来几次出差的时候碰到他，他都是背着高尔夫球杆。还有一次就是他可能经常发牢骚，被任总狠批了一通，写了一份检讨，任总批示给公司中高层干部传阅。 后来，在谈及华为的创业时，任总多次说道： “当时我们不懂事，误上了电信设备这条贼船，现在想下都下不来了。”看到华为发展得这么好，也许会觉得他这句话有些娇情。但华为一路走来，任总受了多少磨难只有他知道。 华为往事（五）－－C&C08 华为的数字交换机在开发的过程中用过几个名字。在交换机开发快结束，即将出去开局之前，在全公司征集名字，最终采用了C&C08这个名字。C&C有两个含义：一是 Country&City (农村&城市），表达了华为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渴望；二是 Computer&Communication(计算机&通信）,数字程控交换机就是计算机和通信的组合。C&C的格式是模拟当时电信业的老大AT&T而来的。至于08没什么具体的含义，只是讨个吉利。当时国内自主研发的数字交换机中，最牛的是巨龙集团的交换机。它的交换机命名为04交换机。结果几年后，04机就死掉了，而华为的08机却大发了。你可以不用迷信数字，但冥冥之中，数字却决定了你的命运。 C&C08对华为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它是华为后来发展的基石。华为后来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 C&C08是华为的黄浦军校，为华为培养了一大批的干部。华为的大部分副总裁都是从这个产品中出来的：郑宝用，毛生江，聂国良，李一男，杨汉超，姜明武，郑树生，洪天峰，徐志军，费敏，陈会荣，李晓涛，黄耀旭，刘平。中研部的历任负责人更是全部由C&C08出来的人担任：郑宝用，黎键，杨汉超，李一男，李晓涛，洪天峰，费敏。至于在公司各部门当总监的就更数不胜数。 C&C08是华为的产品平台，华为后来的所有产品：传输，移动，智能，数据通信等等产品都是在这个平台上发展起来的。 当然，C&C08更是华为第一个大规模进入电信市场的产品，为华为带来可观的收入。现在在全国很多的电信机房里都能看到C&C08的身影。我离开华为后，曾去过几个地方的电信局，在那里看到C&C08的时候，心里还会感到很骄傲：这是我参与开发的产品。对一个开发人员来说，没有什么比自己开发的产品被成千上万的人使用更有成就感了。 华为往事（六）－－开发C&C08的日子 华为开发数字交换机是先开发2千门的交换机，然后再搞一个中央控制模块把多个2千门的交换机连在一起，形成万门交换机。 我去的时候，所有的开发力量都放在2千门交换机的开发上。只有李一男在考虑万门机的方案。李一男招了我和余厚林两个人，我负责万门机的软件，余负责硬件。余厚林和我年纪差不多，是从武汉一个研究所过来的，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硬件工程师。我清楚地记得李一男第一次召集我们开会的情景。李一男是华中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生，15岁就上了大学。那一年刚研究生毕业，22岁，比我们俩小10岁。大概是他头一回当领导召集开会，在给我们俩讲话的时候有点紧张。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好像有气无力的样子，要很注意才听得清楚。他说话的时候，手还有点发抖。后来，他的官越当越大，领导的人越来越多，口才也就越来越好了。虽然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他的眼神很厉害。从此以后，李一男在华为的时候就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当万门机项目经理，我是万门机软件项目经理；他当交换机业务部总经理，我是交换机业务部的副总工程师；他当中研部总裁时，我是数据通信业务部总监；他当公司常务副总裁时，我是公司执行副总裁。在94－95年间，我们还同住一个宿舍。 由于开发人力紧张，我们在做万门机方案的同时，也被安排参加2千门交换机的开发。我在2千门交换机里担任了单板软件项目经理，开发了主节点软件。当时2千门交换机开发人员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最小的唐新兵只有19岁，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的。只有我和杨汉超年纪比较大了。不过大家在一起开发合作还是非常融洽。 在开发C&C08的三年日子，是我在华为过的最开心，最充实，最难忘的日子，尽管那段时间是条件最艰难的，最没钱的。大部分的华为人都在公司周围租住在农民房里，周围的南园村，南新村的房子租金因此不断上涨。我住的宿舍里除了一张床，就没有什么了。任总把公司打造成像一个家。公司食堂的早，中，晚饭菜都很丰盛，晚上9点后还有宵夜，周末也是如此。公司里还有洗澡和看电视的地方。在公司大厅还有一个乒乓球桌可以打球。所以那时候我们除了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公司里。公司还给每个人买了床垫。任总说，你们开发人员搞累了，随时可以躺在地上休息一会。有时候加班晚了，就睡在公司。这实际是公司对开发人员的关怀。后来外界有人指责华为公司的“床垫文化”是华为强迫员工加班，实际上是不了解情况的误解。 我非常喜欢华为那时候的开发氛围，和我在学校的开发习惯相同。开发人员上下班不用打卡，完成任务就行。我们常常是晚上搞得很晚，早上睡到11，12点才起来，吃了中饭接着干。那时候大家目标明确，就是尽快把交换机搞出来。为此大家加班加点，半夜2，3点钟才回去是常有的事。那时的加班也没有人强迫，都是大家自觉自愿的。任总经常到开发组来，和大家聊天，有时晚上还请我们去吃宵夜。任总真是一个很好的鼓动家，每次听他讲话都搞得我热血沸腾的。那是支撑我在华为干下去的精神力量。物质力量是每个月都上涨的工资。他也在给我们压力，他说，搞交换机的钱都是高利息借来的，如果搞不成功的话，他第一个从五楼跳下去。 那时候的任总虽然压力很大，但脾气还没以后那么大，很少看到他发脾气骂人。他还常常拍郑宝用的马屁，在会上会下说：“阿宝是一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亲切地称呼李一男为“红孩儿”。 华为往事（七）－－动荡的岁月 1993－1995年，对华为来说是动荡的岁月。每天都有新的员工进来，每天都有老的员工离去。每过一两个月就要搬一次办公室。 当时，国内程控交换机市场被国外七国八制交换机占领。国内只有上海贝尔生产的S1240交换机，还是法国阿尔卡特的产品。郑州通信兵工程学院邬****生产的04机。邬教授因此被授予少将军衔。04机的成功给国内其他搞程控交换机开发的研究所，公司予极大的鼓舞和信心，纷纷加大力量开发。在深圳就有好多家搞程控交换机的。搞得最好的是长虹公司（不是四川那个生产电视机的长虹）。长虹公司是深圳市政府和长春邮电学院合办的公司。在华为刚刚开始搞程控交换机的时候，他们的产品就已经卖了一个亿了。可惜他们只搞了2千门，赚了一点钱，就忙着分利和内部斗争了，后来就没有再发展。中兴的交换机也比华为发展的早。华为在技术，资金，政府支持等各个方面都比别人落后很多。 华为程控交换机最早的开发人员来自西安邮电十所（西安大唐的前身）。华为刚开始是与十所合作开发交换机，后来把来合作的人员都挖过来了。那些十所来的人每年回去过年的时候都有一个任务，就是带几个十所的同事到华为来。以后，这几乎成了华为对外合作的模式：先合作，后吃掉你。我后来负责华为的对外合作部，每次去和别人谈合作的时候，对方最大的忧虑就是：你会不会吃了我！ 除了十所，华为积极地从其他相关企业挖人。邮电部在西安举办一个程控交换机学习班，全国从事交换机开发的单位都派技术骨干来参加。这正好是华为挖人的好机会。华为去的人，白天学习，晚上就到各个宿舍去招人。毛生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被华为从长春电信设备厂挖过来的。徐文伟是华为从深圳亿利达公司挖过来的。当时亿利达算是南山比较大的外企，就在华为旁边。亿利达通过当地派出所把徐给抓了起来，在看守所关了一段时间。后来反过来，UT STARCOM 从华为挖人，华为也通过派出所把人给抓了起来。 华为的另一个人才来源是和高校合作。当时合作较多的是北邮，华中工学院，中国科技大学。通过跟高校合作，既可以拿到一些技术，又可以培养后续人才，对华为的后续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与高校的合作一直是华为对外合作的重点。刚开始的时候，高校还能给华为带来一些新的技术,如ISDN是和北邮程时端教授合作，ATM是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周代琪教授合作，但后来华为的技术开发远远领先于各高校。我在当对外合作部部长的时候，曾经走访了所有合作的高校，想找一些华为没有的新技术，结果一无所获。这时华为和高校的合作仅仅是人才的培养了。 当然，华为大批的人员还是从社会上招聘。我就是其中一个。很多开发人员都不知道交换机是怎么回事，就边学边干起来。那时我们每人手边都有一本程控交换机的国内规范，因为那本书是红皮的，更因为那是我们每天要看的书，我们称之为“红宝书”。不管硬件还是软件，开发水平很低，干到哪算哪。最高目标就是能打通电话，交换机死机是家常便饭。 最大的问题是人心不稳。虽然说工资不低，但只能拿一半，而且这一半还不知道哪一天发下来。华为那时候是发了这个月的工资，下个月的工资还不知道在哪里。很多员工私下议论的最多的是公司哪一天会破产，帐上那一半的工资能否拿到。一到公司发年终奖的时候（年底发去年的年终奖），就有好多人辞职，在财务部门口排长队领帐上的工资。华为尽管没钱，但也决不拖欠辞职人员的工资。当时我问过几个辞职的员工，他们说拿到的钱比他们想象的还多。这一点对稳定人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是深圳户口。华为是民营的小公司，不受政府重视，深圳户口名额很少。只有少数几个核心人员有深圳户口，大部分员工都要每年去办暂住证。那时候深圳查得又很严，经常有保安半夜敲门来查证件。没有证件的会被抓到东莞的樟木头去。经常会有华为人被抓进去，包括毛生江也被抓过。那时负责人事工作的是曾信富老师，他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去派出所捞人。如果有哪位员工没来上班，我们就会说，可能是被抓去扛木头了（樟木头的联想）。 令任总心焦的是C&C08交换机迟迟出不来。华为的销售很厉害，在交换机还没开发出来的时候，已经为第一个交换机找好了开机的地方－－浙江义乌。但交换机非常不稳定，呼损大，断线，死机。计划5，6月出去开局的，一直拖到十月份。那时候，看到任总好像一下老了十岁。阿毛（毛生江）每天看到我们都要说一句，“再不出去开局，老板要杀了我”。 十月后，实在在公司待不住了，尽管交换机还没稳定，第一台C&C08交换机终于到义乌开局了。开发组的大部分人员带着开发工具都跟着去，等于是把开发的战场放到电信局去了。这个局开了两个多月才完成。后来还经常出毛病，经常需要开发人员去维护。直到几年后，华为给他全部换了新版本的交换机，才稳定下来。 华为往事（八）－－C&C08 万门机的开发 我没有去义乌参加参加2千门的开局，因为这时候万门机的开发已经展开。 从2千门向万门机扩展，在当时的主要做法是用内部的高速总线将多个2千门交换模块连接在一起。像上海贝尔的S1240,富士通的交换机都是这种结构。李一男最初做的万门机方案也是考虑采用总线的方式。那时候公开的总线标准速度就快的是Intel的Multibus II总线。所以李一男决定用Multibus 来实现万门机。花几十万买来了开发设备，但研究了几个月后发现华为根本就没有技术能力来实现这么快的总线。 李一男和郑宝用都是华中工学院光学物理专业毕业的。这时候他们想到能否用光纤来把多个模块连接在一起。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因为当时光传输技术还不是非常成熟，在交换机中采用光传输技术的只有AT&T的5号交换机。但正是这一个歪打正着的方案为华为后来的发展打开了局面。华为后来的远端模块，接入网，光传输产品也因此发展起来。 方案确定后，万门机项目组开始招兵买马。项目经理是李一男，我是软件项目经理，余厚林是硬件项目经理。软件项目主要成员有：洪天峰，周元，李海波，陈辉，伍能鹏。硬件项目组成员有：黄耀旭，朱天文，张裕，李建国。后来2千门开发结束后，费敏调到万门机项目组来任后台软件项目经理。这个项目组最后产生了华为 3个常务副总裁，3任中研部总裁（李一男，洪天峰，费敏），一个高级副总裁（黄耀旭）和一个执行副总裁（刘平）(在华为的高级干部中，常务副总裁相当于政治局常委，只有5，6个；高级副总裁相当于政治局委员；执行副总裁相当于中央委员）。 洪天峰也是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南京邮电大学当老师。由于他的太太在深圳工作，所以经他的同班同学郭平介绍进入华为。洪长得五大三粗的，满脸的络腮胡子，很像他的名字。但一说起话来，却是轻声细气的，还常常会脸红，像个女孩子。他的性格也是那种很柔顺的那种。做事情很慢但很细，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半天才做出决定。但正是他的这种性格，和性格刚烈的任正飞能够很好地配合，并得到他长久的赏识,长期担任华为的COO. 华为当时销售的主要市场在农村，乡级以下的电信局。很多人（包括毛生江）都觉得2千门交换机就足够了，开发万门机根本就卖不出去。这样对万门机开发人员的信心就有了影响。为了给万门机开发人员鼓劲，李一男特地请郑宝用来给大家开会，郑总说，“你们尽管开发，开发出来，我保证帮你们卖掉十台”。当时听了还觉得很受鼓舞。大家都没想到，后来万门机不是卖十台，而是成千上万台地卖，成了国内电话网中的主流交换机。 1994年，万门机的开发进入最后联调阶段，正是最紧张的时候。这时，世界杯在美国开打。我是足球迷，既要做好万门机的开发，又不想错过看世界杯。我就向李一男建议，我们项目组每天加班到晚上2，3点，然后看一场世界杯的转播。第二天睡到中午再上班。就这样，万门机的开发进度没有耽误，世界杯的转播一场不拉地看了。当时我和李一男同租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他被我拉着也一块看了转播。李一男说他以前从来没看过这么多的足球转播。我相信他以后也没有再看过了。 华为往事（十）—中央研究部 万门机开局成功后，华为开始为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数字交换机做准备了。C&C08交换机的开发人员开始分流，他们分别分到市场部，生产部，采购部等部门，并成为这些部门的骨干力量。留下来的人员和不断招进来的新人一起，成立了中央研究部。 当时开发人员也不超过100人，却取了一个很大的名字，中央研究部。相信那时候任总心中已经有了未来研发的蓝图，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设立研究所，于是，深圳总部就成了中央。 中央研究部的第一任总裁是郑宝用。下设交换机业务部，智能业务部，新业务部和基础部。最大的是交换机业务部，李一男任总经理，张云飞任总工程师。张云飞是2千门交换机软件开发的主将，绰号“猛张飞”。是一个干起活来不要命的家伙。由于经常熬夜干活，他都习惯了白天睡觉，晚上清醒。以至于后来公司规范后，大家白天上班时，他在睡觉。晚上他一个人又不知道干什么好。后来，他去了美国，估计正合适他的作息时间。 交换机业务部的总经理后来就由万门机和2千门机的人员轮流坐庄。李一男升任中研部总裁后，张云飞任总经理，洪天峰任总工程师。后来是洪天峰任总经理，张顺茂任总工程师。洪天峰当了中研部总裁后，张顺茂成为总经理。 智能业务部的总经理是徐直军（他后来一直是华为的常务副总裁）。当时智能业务部主要做排队机。新业务部的总经理是刘启武。刘启武是2千门交换机的硬件开发骨干，他年纪不大，但在开发部的资历很老，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刘佬佬”。新业务部主要研究ISDN,ATM,电视会议系统。后来又增加了数据通信和传输。基础业务部的总经理是徐文伟。基础业务部主要是研究芯片设计的。徐文伟是研发部资格最老的领导了。从模拟交换机JK1000开发的时候就是项目经理。后来又担任过无线业务部总经理，预研部的总裁。但他没有参与C&C08的开发，所以在中研部一直是千年老二。有一段时间相当不得志。不过他的性格很好，无论什么情况都处之泰然。现在已经是华为首席销售官。 中央研究部的建立标志着华为的研发体系开始形成。虽然华为这时的主要产品只有C&C08，并且还很不稳定，功能也不齐全。但任正飞的眼光并没有停留在交换机上。从中研部的组织结构上可以看得出，在做好交换机的同时，他已经在考虑在其他产品上进行扩展。事实上，任正飞从来就不会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从来不会坐下来享受已经取得的成果。这正是华为不断扩张的原因。 现在，华为的研发人员已经有了几万人，在全世界各地有了许多的研究所。深圳的中央研究部现在名符其实。 华为往事 (十一）华为的“中南海” 在93年，华为还没有人能自己买房子的。大部分员工都是租住着周围农民的房子里。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华为在南头南山医院的对面自己盖了一栋宿舍楼。在那里住着华为早期创业的骨干和特招的人才，大部分都是公司的高层领导。最顶层只有两套房子，分别住着任正飞和郑宝用。大家都把那栋楼称为华为的“中南海”。 有一次由于项目有了一些突破，时任数字机项目经理的曹贻安请我们到他家吃饭。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中南海”。那是三房两厅的房子，非常宽敞，家中各种家具电器应有尽有。我是第一次看到条件这么好的住房，心里非常羡慕，心想：“什么时候我们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呀”。 居住条件是好，不过和老板住在一个楼里，也有不方便的地方。郑总在抓开发之余，最大的爱好是打“升级”。他对标准的“升级”打法做了修改，制定了一些新的规则，我们称为“华为标准”。在开发部打“升级”用的都是郑总订的“华为标准”。后来我和郑总一块在华为美国公司呆了几个月，一有空就打“升级”。不过老板是最讨厌别人在业余时间打牌的了。所以，有时候老板晚上有事找郑总，敲开郑总家的门，发现一帮开发部的人正在那里打牌时，免不了要剋郑总一把。 毛升江有一次上班时间偷懒，中途溜回宿舍。没想到在楼梯口碰到老板。当时吓得一身冷汗，忙谎称肚子痛。后来跟我们说起这事，他还心有余悸。 正因为有诸多不便，几年后，经济条件稍好时，很多住在“中南海”的人都自己在外面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 华为第一次集体购房是在94年底。由公司出资在深圳大学里面买了一栋集资房，然后卖给员工。每个员工可以报名购买，公司按职位工龄打分，按分数高低来挑房。我记得当时报名的人中，分数最高的是费敏，我是第二位。那时候我们的钱都买了公司的股票，根本就没钱买房。当时说好是借公司的钱，以后再从年终奖和分红中扣除。我没想到这么快就住上了三房两厅的房子。 本来这是公司给员工的一个福利，不过最后没有好的结果。原来说好是要有房产证的，但住了半年后，发现开发商根本拿不到房产证。住户们组织起来跟公司交涉，要求退房。最后都退了，那栋房子就用来做华为的招待所。后来我们北京研究所的开发人员到公司来工作一段时间都是住在这栋楼里。现在那个地方和科技园连在了一起，应该升值了很多。这件事让老板很不开心，他说以后公司再也不要统一为员工购房了。以后华为的员工都是自己去购房。 公司虽然不给员工统一购房，但有那么多人需要住房，还是由公司的法律顾问组织了一次集体购房行动。由个人自愿报名，公司统一去侃价，在蛇口景园大厦以七折的价格买了60多套房子。我后来再没看过有卖七折价格的房子。我也从深圳大学的房子搬到了景园大厦，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孙亚芳，费敏，郑树生，徐直军等人也住在那里。 华为往事（十二）—C&C08鉴定会华为往事 1994年10月25日，中国国际通信技术设备展在北京举办。华为带着刚刚开局成功的C&C08交换机首次参展。在众多参展的国外厂商面前，华为的展台实在没什么可看的。华为在展台的两侧挂上两面大大的五星红旗，大打民族牌，以此来吸引眼球。华为就这样向电信界宣告：“我来了”。 这次电信展前，正好是任总的50岁生日。任总借此机会在北京宴请一些电信局的领导。一位电信局的领导恭维任总说：“任总，你看上去很年轻呀，一点都不像60岁的样子”。 电信展之后，我们一群参加展会的人员，穿着参加展会的统一制服，在西乡厂房的楼顶拍摄电视广告。这是华为唯一的一次电视广告。我们一群人排成几排，双拳一握，齐声说：“华为恭祝全体电信员工春节快乐！”。我们在寒风中站了3个多小时，说了无数遍恭祝以后，才拍好广告。广告在95年春节的时候在中央台新闻联播节目之后播出。我动员了全家人来观看，但只看到黑呼呼一片人，没看到我在哪里。 接下来的工作是开鉴定会。在中国，新的电信产品必须开2，3个试验局，然后由几个专家来开鉴定会，给出该产品达到xx先进水平的结论，才能申请到电信网的入网证。公司对鉴定会非常重视，专门腾出一个大房间来放测试用机，还从全国各地借来了十几台模拟呼叫器。任总骄傲地宣称：“我们把全国所有的呼叫器都借来了”。 当时我任交换业务部的副总工程师。万门机组的开发人员在洪天峰的带领下忙着做新的软件版本，就我一个人来准备鉴定会的测试工作。鉴定会的组长是北京邮电大学的程时端教授。在功能测试的时候，还能勉强混得过去。测到有问题的时候，接待人员就赶快把测试人员带去玩或者吃饭，我就赶快修改软件。晚上更是通宵达旦地修改白天测试时发现的问题。但测性能的时候，很多指标都过不去，像接通率，时延等指标都严重达不到国标的要求。这些指标都受限于硬件的处理能力，一时也改不好。我向李一男做了汇报，李一男说，你不会做一些手脚吗。于是，我在测试时，将主叫方和被叫方全部安排在一个模块中，还将一些连接设成永久连接。另外将终端上显示的CPU占有率减掉50%，从原来的90%CPU占有率减为40%。专家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结论圆满地通过了鉴定。 在测试的一周时间里，我都没回去睡过觉，困了就在测试房间的沙发上睡一会。在鉴定会结束后，我没去参加庆祝晚宴，直接回家睡了两天两夜。 华为往事（十三）－－“丧权辱国”的协议 我担任交换机业务部副总工后，相对要清闲了一些。没有了具体的目标，工作比较机动，哪里需要了就到那里去顶一下。李一男设计了华为第一本产品宣传PPT。有客人到公司的时候，一般都是李一男去讲解。李一男忙不过来的时候，就是我去讲。那份PPT牛皮吹得很大，把C&C08的功能和性能都吹到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郑宝用画的一张交换机的结构图，表示C&C08可以扩容到128个模块。我根本就看不懂是怎么实现的。实际上，当时只能实现16个模块。不过后来，C&C08把这些功能都实现了，也确实可以扩展到128个模块。 我第一次出去做市场宣讲是和江西生一块去杭州。江西生来华为很早，曾经担任过市场部的总经理。不过他后来的官是越当越小。当时，华为开始在全国大力推广C&C08，但阻力很大。大唐电信公司的程控交换机也刚刚推出市场，而大唐公司是邮电部的下属公司。我们去杭州的时候，正好是邮电部一位主管科研的副部长在杭州召集各地电信局局长开会要求他们采购大唐的交换机。我和江西生呆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办事处的人到外面把从下面地县电信局来开会的领导拉到宾馆房间，然后我就向他们介绍C&C08.就这样一批几个人，一天要接待好几批的客人。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95年9月份，我接了一个任务，去内蒙古察右前旗开局。察右前旗是C&C08开的第一个C3局。中国的电信网的结构分为5级，C1为最高级，C5是最低级，以前华为的交换级都是用在C4,C5级。我带着刚到华为工作的一个研究生钟英键来到了察右前旗，同时来的还有中试部的余景文。 察右前旗电信局当时使用的是从日本免费搞来的纵横制交换机。开始的时候还以为捡了一个便宜，没想到后来使用的时候经常要维修，而维修的零件费用很高。局方这时才有了上当的感觉。华为北京办事处主任夏宁去了几次察右前旗，每次都和局方喝酒喝到去医院洗肠，最后签下了这个合同。但是后来局方再购买一些附件时，夏宁报了比较高的价格，让局方觉得华为怎么和日本人一样。这就给我们的开局验收带来了麻烦。 由于是第一次开C3局，很多信令的功能都要修改。所以我们是边改边开局，还经常要公司万门机组的开发人员远程进行支持。过了国庆节才割接验收。在验收的时候，由于有了前面的不愉快，局方检查的很严。最后列出了几页纸的问题清单，其中不仅有一些功能没实现的问题，还有一些涉及整个交换机结构上的不足之处。好像局方对交换机的内部结构也非常了解，这在以前开局的时候是从来没有的。当时局方要求我在这份报告上签字确认，并限期改正。当时我在察右前旗呆得很累了，想急着回家，同时也没有经验，看到那份报告写得确实和实际相符，我就签了字。 本想第二天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晚上接到李一男的电话，他说我闯大祸了！老板看了那份我签名的问题报告后，大发雷霆，说刘平签了一份“丧权辱国”的协议。如果竞争对手拿到这份报告的话，将是攻击华为的有利武器。我一下子慌了！连夜写了一份深刻检查，并表明自己这段时间多么辛苦，连国庆中秋节都没回家等等。 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跑到电信局去一个一个地找验收组的人，哀求他们把我签过字的报告还给我。我说不然我会被公司开除的。可能是看我很可怜，他们都把那份报告还给了我，我最后把我签过字的5份报告都收了回来。 接着，公司派来了华北片区的总监庆龙来处理善后工作。庆龙在和局方人员喝得几次不省人事以后，终于把事情摆平。不过有一个条件是要把我留在那里，直到交换机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就这样我又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 在察右前旗的三个月，我和局方机房的人员交上了朋友。最开心的是每天都可以吃到各种吃法的羊肉，后来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羊肉了。最难受的是每天都要喝酒，我一点酒都不能喝的。局方派了一个他们局里最不能喝酒的人来陪我喝酒，那个人能喝六瓶啤酒。我在那里整天忐忑不安的是，不知道回到公司后会受到什么处理。 华为往事（十四）—第一次去美国 从1995年开始，华为每年都要选派一些骨干的开发人员到国外参观一些技术展。这是任正飞非常有远见的一招，既可以让开发人员开扩视野，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又可以作为对骨干开发人员的奖励。事实上，华为很多新产品的思想都是由下面的开发人员提出来的。 1995年第一批赴美参观的队伍是由郑宝用带队，我没有入选。我被选择参加了1996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展出的Comdex+Network展览会。Comdex是IT界最大的展览会。我们这个团队由陈会荣带队，团员有我，姜明武和郑树生。临走前又加入了周代琪。陈会荣和姜明武都是C&C08的硬件开发骨干。这时候，陈会荣是采购部的负责人，姜明武是生产部的负责人。郑树生是浙江大学的博士，来华为时和杨汉超一块开发7号信令。后来他们两个都成了华为的常务副总裁。郑树生现在是华三的CEO。当时郑树生是中试部的总裁。周代琪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副教授，他带着他的ATM课题和他的研究生来华为搞开发，后来就留在华为，后来成为华为西安研究所的所长。 在到广州办美国签证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从广州回来的广深高速公路上，一辆施工的大调车在我们前面突然掉头，我们高速行驶的车眼看着就要撞到那辆车上。开车的是采购部的司机小胖子，幸亏他反应快，一个急转，从吊车的吊臂下钻过去。当时我们都下楞了。下车要去找那辆车的司机算账，小胖子还拿着车上的板手。走到那辆车前，车上坐着几个彪形大汉，他们不屑地看着我们几个带眼镜，瘦小的人。我们一言不发，又回到了车上。小胖子腿都软了，坐了一会才开车回去。吃饭的时候，姜明武总结说：“今天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以后有钱要赶快花掉”。 这次展览会规模很大，我们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才逛完所有的展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次看到以太网交换机的产品。以前的以太网是总线结构，所有电脑都挂在一根总线上。网络速度和可靠性都受到影响。以太网交换机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它大大推动了以太网的应用。还有一件事是参加微软的Window 95发布会。比尔盖茨亲自演示新操作系统的功能。结果演示不久就死机了，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华为往事（十五）－－华为北京研究所 1996年，华为在研发上考虑向交换机以外的领域扩张，成立了新业务部。刘启武任总经理，黄耀旭任付总经理，我任总工程师。当时新业务部主要做会议电视系统，光传输和数据通信。刘启武负责会议电视系统，黄耀旭负责光传输，我负责数据通信。后来这个部门发展成为三个部门：多媒体业务部，传输业务部和数据通信业务部，我们三人分别是这三个部门的总监。 黄耀旭是浙江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刚来华为的时候是在C&C08万门机开发项目组搞硬件开发，和余厚林一起开发光接口板。在万门机开发组里他并不突出。给我的印象是有点掉儿郎当的，软硬件调试的时候经常看不到他人，还经常会说一些怪话。不过他的口才很好。当华为开始准备搞光传输系统的时候，李一男首先选择余厚林，但老余不想再搞新产品开发了，又选择了朱天文。朱天文带了几个人到武汉，在邮电部光传输研究所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一边学习技术，一边认识光传输所的人。后来传输业务部的很多技术骨干就是从那个研究所挖过来的，包括传输业务部的总工。 朱天文是中科院微电子所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所里工作，后来跳槽到华为。从武汉回来后，朱突然想念北京了。这时候北京研究所刚刚成立，所以他向李一男强烈要求去北京工作。李一男无奈，最后选择黄耀旭来负责光传输的开发。结果，黄耀旭充分发挥了他的组织管理和煽动能力，把传输业务部发展成为华为继交换机之后第二个盈利点。黄耀旭也因此成为华为的高级副总裁，产品线管理办总裁。 这时候，华为考虑在外地设立研究所。首选上海和北京两个人才比较多的地方。郑宝用派了他的两个秘书去筹办研究所，孙琳去北京，尤玲去上海。 北京研究所最初设在北京地质学院招待所里。招待所的房间改造成开发办公室，俩三人一个房间。条件很差，很难吸引到优秀的人才。请了一个阿姨做饭送到招待所。到中午吃饭时间，大家敲着碗站在走廊中吃饭。一年后，在北京卫星制造厂里租了一层楼，才像一个研究所的样子了。后来，任总大手笔，在上地花了将近一个亿购买了一栋六层的楼，又花了将近一个亿做了豪华装修。要知道那时候北京研究所开发的数据通信产品还是亏损的。这时候的北京研究所就像模像样了。我在96年去北京研究所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到我2000年离开的时候，已经有1千多名开发人员了。 任总到北京出差的时候经常会抽空到北京研究所来视察。有一次在视察完后对我说：“刘平，你这里怎么才这么一点人呀，我不是叫你多招一些人吗？”。我小心翼翼地回答：“任总，数据通信做什么产品还没确定下来，招那么多人来没事做。”。老板生气地说：“我叫你招你就招。没事做，招人来洗沙子也可以”。于是，我在北京研究所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招人。招来的人没产品做怎么办呢？我就在北研所设立了一个协议软件部。因为我知道不管将来做什么数据通信的产品，通信协议是少不了的。这个部门的人就研究各种通信协议，这就是任总说的洗沙子。后来这个部门开发出华为的通信协议软件栈，成为华为数据通信各种产品的平台，也为华为后来从窄带向宽带过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得不佩服任总当时的远见。 华为往事（十六）--Quidway ：华为数据通信发展的快速道路 我在新业务部负责数据通信，但我只是光杆司令一个。有几个月，我一直在冥思苦想数据通信做什么产品好。我首先想到我以前在交大的时候做的产品--分组交换机（X.25协议）。但很快就否决了。因为我看到美国一本资料上对X.25的解释是：一种过时的技术。 就在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好的时候，公司决定上马STP（七号信令转发点）的开发。STP在电信网中是处在至高点。对可靠性，处理速度要求都很高。一般在一个省只会在省会城市安装几对。所以在技术上，市场销售上对当时的华为都有很大的难度。由于STP一般都是用分组交换技术来实现的，所以李一男让我带着这个产品去北京研究所进行开发。李一男说，“这个产品开发出来只要能卖掉十台，就算完成任务”。我就这样带着开发STP的任务来到了北京研究所。 我去北京研究所时是以新业务部总工的身份去的。北京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是周磊--一位年轻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他带着十几个人在那里开发ISDN终端。华为几乎在开发C&C08的同时，就开始开发ISDN的技术。当时是和北京邮电学院的程时端教授合作。参加这个项目的程教授的几个研究生都留在华为工作，包括后来一直是中研部总体组总经理的艾伟和后来北京研究所的副总工丁宇。 在电信技术发展过程中有两大失败的技术，害得很多公司血本无归：一个是ISDN，另一个是ATM。 ISDN是综合业务数字网的简称，就是能将话音，数据，视频集中在一个网络里实现的技术。我在交大搞数据通信的时候，ISDN被电信界公认为是电信网络发展的终及目标，好像只要实现了ISDN，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了一样。但ISDN研究了十几年都没能投入应用，所以我们在96年去美国的时候，美国人称ISDN为：I Still Dont kNow.(还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后来，ISDN在美国火了一阵子，有一家叫Ascend的公司（后来被Lucent收购）靠ISDN发展了起来。这时候，美国人称ISDN为：It Is Dollar Now.(可以挣钱了）。中国电信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上ISDN，一看美国ISDN火了，马上也开始部署，并以“一线通”的品牌进行宣传。但不幸的是，还没开始赚钱，ADSL就出来了，ISDN一下就被淘汰了。 ATM被称为宽带的综合业务数字网。也是试图把话音，数据，视频综合在一个网络中实现。ATM那时候实在是火爆，以至搞电信的人如果不谈论ATM就会被人嘲笑为落伍。但ATM发展的最后是被别人嘲笑为像鸭子。鸭子会飞但飞不高，会游泳但游不快，会走路但走不快。ATM也是这样，什么都能做但都做不好。就这样，ATM被美国人成为：Another Technological Mistake(另一个技术错误）。 现在3G被炒得很热，但我始终觉得3G很可能是第三个失败的技术，因为它的症状和当初的ATM太像了。拭目以待。 我到北研所几个月后，周磊就调回公司。我成为北京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虽然这时候只有正在开发的ISDN终端产品，我还是想为正在开发和未来将开发的系列数据通信产品起一个名字。于是我发动全所的员工为数据通信产品起名字。最后由协议软件部经理王晓东取的名字QuidWay得到认可。QuidWay当时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uick Way（快速的道路），表示我们的产品将为数据传输提供快速的道路。 以后，华为所有的数据通信产品都命名为QuidWay系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数据通信产品线一直处在亏损的状态。我就想这个名字起错了，中文念起来怎么像“亏得诶”。 在未来的几年里，北京研究所开发的数据产品不断增加，从接入服务器，系列以太网交换机到系列路由器，到后来的宽带网络产品。成为华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部门。 原华为老专家徐国祥点评： Quidway商标使用很久一段时间后，准备推向海外前夕，某同事提出，查阅英文词典得知“Quid”英文字面好像有“咀嚼”的意思，争论到底要不要用，后来因为是既成事实，所以也就将错就错了。 第一款路由器Quidway 2501，主要针对思科最畅销的主流产品CISCO 2501。在IT媒体刊登首期平面广告，广告词是“华为Quidway2501隆重登场”，被广告部的同事们嘲笑为“很苍白”，时候想起来，的确是。 比较成功的接入服务器产品Quidway A8010的命名也比较有意思。最早的一款过度产品，是OEM ASCEND公司（记得后来被朗讯收购）AB8000。AB8000是当时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一款产品，早期每线出货价高达1200美元以上，华为A8010推出后，把接入服务器市场价做到每线数百人民币，华为产品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70%以上，为中国早期互联网的普及做出来巨大的贡献！）。我们在考虑接入服务器产品命名规则时，为了方便，将OEM的第一款产品直接命名为Quidway A8000（前面是商标，后面是型号），其中“A”是“ACCESS”的简写，考虑到迟早要推自己的产品，直接就把后续型号命名规则定了下来：Quidway A8010；A8020等。后来的确没有想到A8010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导致预留的8020、8030再也没有用上，多数人只知道A8010，将产品型号当初商标，而遗忘了真正的商标Quidway！ 华为往事（十七）－－江泽民主席接见 1997年，华为的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我是获奖名单中唯一一位在北京的人员。所以我有幸代表项目组去参加颁奖大会。 我们所有获奖代表都集中住在北京友谊宾馆。颁奖大会那天，我们6点钟就早早出发，一路上警车开道，很快就到了人民大会堂。我们在接见大厅排成几排，等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到了11:00左右，以江泽民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走进了接见大厅，亲切地接见了我们这些获奖代表并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一直挂在我家大厅。 在颁奖大会上，当我登上国家科技界的最高领奖台，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奖状时，心中确实感慨万千：华为，梦想实现的地方。 在华为，我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在华为期间，我获得过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深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深圳市优秀人才奖等多个奖项。更为重要的是，我参与开发的产品现在已经在全球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的人生理想并不高。希望能开发出一些有用的产品，能走出国门去开开眼界，收入能让全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在大学里，非常热情地做了很多开发的工作，但结果非常失望。几个人开发产品，只能做样机，形不成实用的产品。往往是做一个样机，请几个专家来开鉴定会，得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首创的结论就万事大吉，评职称就有资本了。写论文也是抄来抄去，觉得很没意思。 华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发平台，目标就是要做出实用的产品。不再是几个人，而是一大群人在开发。公司在开发上的投入是不惜血本。在C&C08开发的时候，尽管公司穷得都发不出工资了，但在产品开发的投入上是大把大把地花钱。上百万元的逻辑分析仪，数字示波器，模拟呼叫器等最新的开发工具应有尽有。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电路板的开发。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开发电路板，为了省钱，电路图做好后，先要用面包板搭一个试验板，测试好后再投板。但在华为，为了赶进度，电路图设计好以后，马上就拿到香港，以双倍的价格加急投板，一个星期就拿回样板。调试修改后又马上投第二板。就是这样聚集所有的力量在一个产品开发上，才会有C&C08的成功。 在华为期间，我有多次机会到美国，日本参加展览会，技术交流，大大开扩了眼界。我在美国有一个师弟在Cisco工作了十几年，是资深的高级工程师和项目经理。但他从来没有机会去参加技术展览会，只是埋头干活。我还经常代表华为参加了863等国家级的技术研讨会以及相关的国家标准制定。 前华为老专家点评： 记得98年还是99年的北京广电展期间，晚上设领导专场，朱镕基、温家宝等均参观了华为展台。 徐国祥作为展会负责人之一，也在现场，记得当时是刘平代表公司接待领导，朱总理来到展台时，针对华为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当时Z公司正在攻击华为内部银行的事情，据说中央有专项小组调查，搞得公司比较紧张。朱说：“华为是很不错的企业....，送你们一句话（大概）：经营上要稳健发展，技术上要不断求新...”。后来内部银行撤销了，没有再听到什么风声。 华为往事（十八）--C&C08 STP:华为抢占制高点 在中国电信网中，最初使用的是一号信令。一号信令是随路信令，就是电话接续的信令和话路是在一起传输的。这样的信令接续速度慢，传输的信息少，不利于电话新业务的发展。后来发展了七号信令，就是现在电话网和移动网都在使用的信令。七号信令是共路信令，就是在电话网之外再建立一个专门的信令网，用来传输接续所需的所有信令。信令网就相当于整个电信网的指挥部，控制中心。一条信令网的链路出现故障，会影响成千上万个电话用户。信令网实际上就是一个数据交换网，它的核心设备就是STP（信令转发点）。 华为那时候的设备主要安装在电信网的末端：C4,C5端局。如果能有STP设备进入电信网，将可以一下子进入电信网的高端，其战略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尽管公司也知道花很大力气来开发STP，可能卖不出去几台（李一男觉得最多能卖十台），但还是决定立项开发STP.当时国内网络中使用的STP设备主要是北电和上海贝尔的。 在讨论方案的时候，觉得技术上最难的是内部高速总线问题。李一男在设计万门机方案的时候就是因为解决不了高速总线问题而采用了光接口的方案。现在这个问题又出现了。我们得知邮电部数据通信研究所有一个开发分组交换机的项目组实现了Intel Multibus II总线。我陪李一男去看了他们的开发样机。李一男拔出他们的电路板一看，马上说：“他们的电路板设计比我们高一个档次”。对那个项目组的开发人员的开发水平也是赞不绝口。 对于好的人才，华为当然是不会放过的。接下来，我们和那个项目组的几个骨干进行了几次接触，也请他们到公司来参观，目的是想把他们挖过来。他们几个人年纪跟我差不多，一直呆在稳定的国营企业，对跳到华为这样年轻人居多的不稳定的企业还心有疑虑。尽管公司给他们提出的待遇比他们现有的待遇高达10倍，他们还是不能下决心到华为来。最后，退一步，请他们做技术顾问，每个月领取不菲的顾问费指导我们开发Intel Multibus II高速总线。 我带着开发STP的任务来到北京研究所，开始招兵卖马，组建开发项目组。硬件经理是苏立清，软件经理是李贺军，网管经理是岐爱筠，测试经理是陈旻。苏立清后来接替我任北研所的所长，现在是华赛的CTO。在数据所人员的帮助下，我们很快解决了高速总线的问题。硬件的核心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软件的问题了。 华为对七号信令的研究开发开始得很早，在2千门开局结束后，杨汉超就出来搞七号信令。这时从浙大来了一个博士郑树生，他和杨汉超俩人开始了华为七号信令的研究。后来王良文，唐东风，任茂林，陈青，林莉等人加入这个项目组，专门研究七号信令。在开发STP时，专门从七号信令项目组中调来任茂林和陈青来开发软件，所以我们对七号信令并不陌生。但谁都没看到过STP长什么模样。我们就通过北京办事处联系北京电信局，到他们的机房中去看北电的STP，并搞到了北电设备的全套资料，包括内部结构，功能描述，网管命令等。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不到一年的时间，STP样机就开发出来了。接下来就考虑怎么能把它卖出去。市场部建立了一个STP行销部，负责在全国寻找STP开局的地方。行销部由从杭州办回来的王茂川负责，下面有刘建文。但王茂川生病请假，所以实际上只有刘建文一个人负责。我和王良文负责写STP的宣传资料。当时北电的STP是以分组交换机来实现的，为了表示我们的优势，我们声称是采用“帧中继”实现的，因为当时帧中继更时髦。 STP的市场推广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很多办事处主任都不愿意销售STP。他们觉得，即使花很大力气去卖STP成功了，一个省也只不过能卖几台。万一STP开局出问题，会影响整个办事处的销售。 那时候我非常着急，因为这是北京研究所第一个可以为公司做贡献的产品。如果成功了，对北京研究所后面的发展非常有好处；如果失败了，对大家的士气和信心都会有打击。所以，那段时间我和刘建文跑了很多办事处去推STP。最后选了两个地方：宁夏和海南。宁夏银川办事处的主任是高峻，海南办事处主任是杨明慧。他们对STP的销售非常热心。 银川最终成为STP第一个开局的地方。这个局是通过做电信总局高层领导的工作获得的。时任市场部总裁的杨汉超对STP也非常关注。他带着我们多次向电信总局的领导进行汇报，希望总局领导支持民族产业，打破国外在STP产品上的垄断。由于华为STP是国内厂家中唯一开发的产品，所以得到了总局领导的支持。总局发文并拨款支持华为的STP在银川开第一个试验局。 银川第一炮打响。海南的STP合同也拿下了。在海南的竞争对手是上海贝尔。我在海南呆了两个星期。每天和杨明慧一起分析竞争对手的情况，一个个地拜访评标组的人员。在评标会上，上海贝尔来了一位博士，他显然不把华为放在眼里。当评标人员问他上海贝尔的STP和华为相比有什么优势时，他说：“华为的设备和我们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我相信他根本就没分析过华为的设备。但是我们对上海贝尔的设备却分析得很透。在答标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把上海贝尔设备中的弱点放大地传送给评标组的人员。这样在技术上我们就占了上风。评标组人员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设备没在网络上使用过。在银川召开由电信总局主持的STP验收会时，杨明慧陪着海南评标组的领导到了银川。回去后，就签下了购买合同。 STP真正的突破是在移动网中。中国移动从中国电信中分出来后，准备建设自己的一个信令网，准备选购一批STP设备。参加竞争的厂家有华为，西门子，北电，上海贝尔等。华为非常重视这个项目，专门成立了公司级的重大项目组，杨汉超亲自抓这个项目组。当时大家并没有多大的信心，因为华为那时和中国移动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唯一能打的是民族产业牌。竞争非常激烈，评标会开了好几轮。中间，任总带我去见过邮电部的副部长，电信总局的几位局长，向他们递交了华为这一个国内唯一开发出来的STP的资料。第一轮的时候，听说我们出局了。第二轮的时候，又听说我们中标了。到了第三轮，最后结果出来了，华为和西门子各中一半。华为的价格只是对方的一半。尽管如此，这也是华为当时最大的一单合同。 STP在移动网信令网的中标的意义非常重大。华为进入了电信网的制高点同时进入了中国移动的市场。从此STP在各省的选型中所向披靡，占据了中国信令网的半壁江山。原来估计要亏损的STP产品也华为挣了一大笔。STP的成功也为北京研究所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他们成为以后北京研究所发展的骨干力量。 华为往事（十九）－－失败的终端项目 华为的开发采用的是拉网式的开发，“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凡是电信领域有的技术，华为都会安排人员进行研究和开发。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很多失败的项目。终端项目就是众多失败的项目之一。 华为最早搞终端是在94年，在C&C08开发出来之后，华为开始做电话机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专门成立了一个终端事业部，毛生江任事业部总裁。终端事业部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电话机，有无绳的子母机，有带录音功能的电话机，有桌面的电话机，还有挂在洗手间的壁挂式电话机等。但是电话机市场和交换机市场是两个不同的市场。如果说华为的交换机与国外交换机相比有价格上的优势的话，那么在电话机方面，华为和其他电话机生产厂商相比就有很大的劣势。再加上当时华为的电话机质量也不行，所以电话机市场一直打不开。最后，终端事业部生产的电话机主要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有就是当礼品送给客户。送客户有时候适得其反。北京办事处主任曾送一个子母机给一位局长，结果没用几天就坏了，换了一台，也很快就坏了。最后换了三次，才可以使用。这样反而影响华为的形象。电话机得另外的客户就是内部员工。公司号召员工积极购买自己的电话机。我在96年春节回家的时候买了10台公司的电话机，拿回家去送人。很多人用了没多久都跟我说，话机坏了。这样的终端事业部最终以亏损2个多亿收场。 北京研究所第一个研发的产品是ISDN终端。最早招进来的一批开发人员就是从事ISDN的开发工作，像赵燕光，谈兵，丁宇等等。经过他们的努力，开发出了ISDN的系列终端产品。这些产品配合C&C08的ISDN功能在电信部门进行销售。最大一批销售是在广东东莞电信局。但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防雷。当时打了一次雷，结果打坏了一大批终端。只好免费给用户换。可以想象，这个项目是亏损的。随着ISDN技术被ADSL技术所淘汰，ISDN终端项目也是以亏损告终。 在终端项目上的失败，使任总感觉到华为不适合搞终端产品，他曾经说过：”华为以后再也不搞终端了“。后来，移动通信发展起来，中研部多次提出立项开发手机，都被任总否决。所以，华为在手机上迟迟没有动作。只是到后来，由于中兴在手机上面发展得很好，出于阻击中兴得目的，华为才决定进入手机市场。在开发3G的时候，华为开始也没想自己做手机，而是准备和日本的企业合作。当时我是对外合作部部长，曾带着无线业务部的李承军等人到日本和NEC等公司洽谈3G手机的合作事宜。 华为往事（二十）A8010接入服务器：数据通信产品打响第一炮 北京研究所协议软件部聚集了一大批“洗沙子”的开发人员。他们大部分是来自国内知名大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像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生王盛，来自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吴钦明等。当时我在北研所大量招聘开发人员，但又没确定要开发什么产品，这些开发人员就放在协议软件部研究各种数据通信协议。这些小伙子对计算机通信技术充满了渴望，他们人手一套“红宝书”－－“TCP/IP协议祥解”，共三册，比我们当年开发C&C08时的“红宝书”要厚得多。他们从网络上搜索来所有能搜到的开源的TCP/IP协议软件,进行分析修改，自己开发一些协议软件模块，最终形成了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的平台VRP（虚拟路由平台）。 后来Cisco状告华为，说华为的路由器产品剽窃Cisco的软件，当时正好我和华为也有股权纠纷。Cisco的一个律师给我打电话要我给他们当证人，被我拒绝。因为我非常清楚华为路由器的软件都是协议部的开发人员一行一行地编写并调试出来的。 对开发人员来说，在华为不做出一个成功的产品，只做平台，是很难得到上升的机会的，在工资，奖金，股票等方面都要比做成功产品的开发人员低得多。协议软件部的开发人员很清楚这一点。在协议软件开发到一定程度后，他们就开始琢磨开发什么产品。 1996年，是中国互联网开始迅速发展的一年。用户通过拨号的方式上网，既在计算机前面接一个“猫”（调制解调器），通过电话线接入互联网。在电信机房里，需要在电话交换机旁边安装一个接入服务器，用来把通过电话线上网的用户接入到互联网中。当时，国内网中使用的接入服务器主要是3COM公司的设备。 我在上海交大时的同事谈建中当时是3COM的中国区销售总监，我的师弟金欣是3COM华中区的销售经理。我把他们请到北京研究所来商讨双方在接入服务器上合作的可能。我认为，3COM在数据通信方面比较强，而华为在电信方面比较强，双方有互补性。比如，3COM接入服务器不支持七号信令，而华为可以提供等等。他们说要反馈给公司总部，后来就没有消息了。金欣骄傲地对我说：“3COM的接入服务器在中国已经占领了大部分市场，你们就不要进来了.”。 当时华为的数据通信行销部只有徐国祥带领的几个人。他们从市场上反馈回来电信局对接入服务器有潜在的需求，并且随着互联网用户的增加，这种需求还会放大。协议软件部的开发人员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在赵燕光和王盛的带领下，提出了A8010接入服务器的立项申请。我批准了他们的申请，并上报中研部总体办。但总体办在评审项目申请时却否决了这个项目，理由是市场发展不明朗，产品规格不准确。 就在大家准备转去考虑其他产品的时候，事情发生了转机。李一男带队去广州与广东电信新业务发展部进行技术交流时，新业务发展部主任陈嫦娟（后来是广东电信局副局长）建议华为开发大容量的接入服务器。双方最后达成协议，共同开发接入服务器。这样，A8010接入服务器起死回生，顺利立项。协议软件部的一批技术骨干在王盛的带领下到了这个项目组。广东电信新业务发展部也派来了几个博士。双方共同制定了A8010接入服务器的产品规格。这个规格后来成为中国接入服务器的标准。 开发C&C08的猛将，曾担任交换业务部总监的张云飞被派到北研所担任副所长，负责A8010接入服务器的开发。接入服务器是数据通信和电话交换的结合。协议软件部的开发人员比较熟悉数据通信的协议，张云飞比较熟悉电话交换并能调动交换业务部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张云飞给那些年轻的开发人员带来了产品开发的理念和华为良好的开发作风和拼命的精神。就是这样的开发团队，确保了A8010产品的成功开发。 在张云飞的带领下，经过项目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A8010接入服务器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开发出样机。第一个开局的地方早已经准备好了，就在广州电信的机房里。开局结束后，在广州举行了一个隆重的鉴定会。这是国内第一个成功开发的接入服务器。公司请来了邮电部科技司的司长闻库主持这个鉴定会。广东电信局局长也参加了鉴定会。A8010接入服务器是华为和广东电信共有的产品。后来接入服务器的市场打开后，华为给了广东电信3千万买断这个产品。 A8010接入服务器的市场突破是在上海电信。上海电信对产品的技术等各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和王盛多次到上海和上海电信的总工办的技术专家进行技术交流。在多家技术比较后，上海电信最后接受了华为提出的建立上海互联网接入平台的方案。同时，在交流过程中，上海电信提出的一些需求也帮助我们进一步完善了A8010产品的功能。上海电信互联网接入平台的成功建立，为A8010在以后各省的招投标项目中建立了良好的标杆。 在1997－1999年间，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急剧增长。各地电信部门纷纷扩容接入服务器设备。像3COM这样的传统接入服务器，容量小，又不支持七号信令，很难满足电信的要求。而华为A8010的大容量，支持七号信令等特点正好符合电信的要求。再加上邮电部传输所在制定国家接入服务器标准时，就是参照华为A8010的规格来制定的。这样，在各省市接入服务器的招投标中，A8010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最终占领了中国90%的接入服务器市场。这是华为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产品。这也是数据通信产品线第一个盈利的产品。“洗沙子”终于洗到了一颗金子。 在和邮电部传输所总工蒋林涛交流接入服务器标准时，他说：“你们华为的步点真是踩得很准呀，接入服务器市场刚启动，你们的产品马上就出来了”。华为在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兴在A8010全面进入市场一年后才开始开发接入服务器。但由于中兴以前没有数据通信方面的积累，这个产品以失败告终。 华为往事（二十一）--华为和中兴的“无间道”
在“巨大中华”中，巨龙已经到掉了，大唐在国家的支持下还活着，中兴和华为靠自己的努力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兴和华为虽然同在深圳，却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敌。两家的掌门人性格完全不同。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飞看上去像一个老农民，他也经常以“农民”自居。有时候憨憨地一笑，满脸的皱纹。骂起人来，满嘴的“妈的巴子，乌龟王八蛋”。有一次我陪任总见一批邮电局的客人，说到兴起的时候，任总脱下袜子，一边抠脚丫子，一边慷慨激昂地给客人演讲。中兴的掌门人侯为贵看上去像一个退休的老工程师，温文尔雅的，说话慢条斯里。有一次参加中国移动的签约仪式酒会，我和侯为贵及中国移动的领导坐在一桌。席间，侯为贵只是咪咪笑着，很少说话。他们两人性格不同，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人各有各的不同。 作为同在一个城市的竞争对手，华为和中兴的战争是全方位的，从市场到研发，当然还少不了间谍战和情报战。双方都在对方安插了卧底。华为高层会议刚开完，会议精神还没传达，中兴的高层领导就拿到了会议纪要。当然，华为也马上知道中兴拿到了华为的纪要。华为的高层领导经常会看到一份竞争对手动态，里面描述了中兴活动的一举一动。我还看过中兴ATM交换机的详细的开发资料以及中兴接入服务器的立项报告。 那段时间，各部门总监都接到通知，在招人的时候要注意应聘人的工作背景，防止间谍。在中研部查出了好几个拿着中兴的工资到华为工作的开发人员，他们可是拿双份工资的。还有一个信息泄露的渠道是配偶。华为员工中，有很多人的配偶或是男女朋友在中兴工作。公司发现这是一个保密漏洞。于是通过自查和公司调查，掌握了所有有配偶在中兴工作的员工名单。在中研部，每个部门总监都有一份黑名单，里面是本部门有中兴配偶的员工名单。对这些员工，首先是动员他，让他的配偶离开中兴，如果不行，则控制使用，不提拔。 我们数据通信业务部的丁国锋就是这样的情况。丁国锋是跟着周代琪的ATM项目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到华为的。一直从事ATM的开发工作，工作勤勤恳恳，技术能力也很强。但他的太太在中兴工作。我找他谈话，让他回去劝他太太离职。他表示他太太在中兴发展的很好，不愿辞职。于是，他就成为控制使用的人员。在职位，工资，奖金，股票等方面都比晚他几年来的员工要低。 为了防止技术资料被对手盗走，华为采取了所有能采取的行动。在开发实验室中安装摄像头，监听电话，检查所有员工来往的电子邮件。所有电脑的对外接口都被封掉。但还是档不住对手的间谍行为。 无线业务部有五名开发GSM的骨干技术人员被中兴挖走，带着华为的全套GSM开发资料到中兴的上海研究所工作。华为通过上海工商管理部门突击检查了中兴的上海研究所，在电脑中当场查到了带有华为标志的技术文档。当时负责“知识产权”部门的宋柳平高兴地对我说：“这一回是当场抓到证据，我们赢定了”。但后来这事不了了之。中兴多年来在上海经营，上海的关系比华为深。 数据通信部也出了一个内鬼。有一天快下班时，洪天峰把我叫去，带我去了位于科技园的用服中心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一个保安让我听了一段电话监听录音。这是从用服中心大厅中的公用电话打出的，被叫号码是中兴公司的一个号码。电话内容是关于向对方提供A8010接入服务器源代码的讨价还价。我听出来是我们部门的一个博士。接着检查了他的所有邮件，发现有发送给对方的源代码。我马上把这个人叫到会议室和他谈话。他狡辩了一会，但在证据面前，他最后无语。当晚，他就被开除了。 原《华为人报》主编石文金离开华为投奔中兴兴起了一个波澜。石文金是华为的老员工，对华为的情况比较了解。中兴由石文金执笔，向中央写了一封检举信，检举华为在经营中有不法的行为，如内部职工银行是非法集资等。在98到99年间，中央派了一个调查组进驻华为进行调查。在等待调查组结论的那段时间，任总一定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我在华为看到过任总两次惊慌失措的时候。一次是这一次，还有一次是由于华为向伊拉克出口设备，面临美国制裁的时候。 华为往事（二十二）－－与zhurongji总理握手 1999年，国际金融技术与设备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华为对两年一度的国际电信展比较重视，一般会展示全系列的新产品，任总及大部分高层干部都会来展台接待客户。但对金融展，华为不是非常重视。这次展览华为只展出了金融系统用到的设备，像呼叫中心，路由器，以太网交换机等。到展会现场的高层领导就我一个人。 展会的第二天，接到组委会的通知，说晚上要加开一场领导专场，有中央领导要来参观，但没说是哪位领导。下午展会结束后，我们在展馆旁边的KFC吃了一个快餐，就赶回展位。我把解说稿反复背了几遍，还准备了一个录音机挂在身上。6点多钟的时候，一批警察带着警犬到展览馆中检查了一遍。我们就想，今天的领导不小。 7点钟左右，一群人走进了展馆。我们看到走在前面的是zhurongji总理，后面还有wenjiabao副总理等中央领导。不一会，朱总理他们走到了华为展台。朱总理指着华为的标志，对随从人员说：“这家公司我去过”。我急忙走向前去，对总理说：“总理好！”。朱总理伸出手，我双手握住了总理的手。我向总理介绍说：“这是华为公司的展台。我们公司不断技术创新，推出了满足用户需求的各种产品，这里展出的是。。。。”。我简要地把展出产品的特点向总理做了汇报。在听完我的汇报后，总理对我说：“你回去转告你们老板，在技术上要创新，在经营上要稳健！”。我说：“谢谢总理的鼓励”。朱总理一行走过去的时候，一个随行人员拉住我说：“总理一般参观展位都不说话的，今天给你们说的话很重要”。 从展位出来后，我赶紧给徐文伟打电话，汇报了朱总理参观的情况。当时徐文伟在中研部负责对外合作，所以我首先向他汇报。我在车上还没回到住处，就接到费敏的电话，要我马上给老板打电话。费敏当时是市场部负责对外宣传的。我立即给老板打了电话。可以感觉到老板很兴奋，他要我马上把朱总理的讲话一字不漏地写下来，包括讲话时的嗯，呀，啊都记下来。幸亏我带了录音机。我连夜写下记录发给老板。第二天还把录音带寄回公司。 任总的兴奋心情可以理解。当时中央调查组回去后，他正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调查结论。朱总理的这个讲话无疑是透露了中央的态度。华为没有多大的问题，只不过是经营不够稳健的问题，改了就好了。后来，华为做了一些改进，包括取消了内部职工银行，工资发到建设银行卡上了。 zhurongji总理在2000年参加深圳高科技技术交易会时，再次来到华为展台。这次接待的是徐文伟。朱总理问：“上次我说的话带到了吗？”。 这一次事件对任总的触动很大。任总感觉到他已经没有精力去应付外面的这些事情了。这就促成了任总在2000年推出孙亚芳任公司董事长。 华为往事（二十三）--选举董事长 在2000年前，华为是没有董事长的。公司里里外外的事都是任总一人承担。这一次事件让任总担惊受怕，搞不好会有牢狱之灾。事实上，华为就有好几个办事处主任曾被抓进去过。因此，任总决定设立董事长来处理对外的事情，可以让他集中精力来管理公司。 2000年初，公司在深圳麒麟山庄召开了股东代表大会。华为的股东代表基本上就是公司的所有副总裁再加上几个财务部的资深财务人员作为职工代表。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选举公司的董事长。候选人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孙亚芳。 任总在会上亲自介绍孙亚芳的简历和工作经历。最后，任总说：“我年纪比较大了。没有精力去处理社会上的各种关系。孙亚芳同志年富力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我将集中精力做好公司内部的管理工作。请大家选举孙亚芳为公司董事长”。当时公司高层对选孙亚芳为董事长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所以上午并没有马上表决。休会期间，任总单独地找一些高层干部进行了谈话。估计是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统一思想。 下午，进行了无记名投票。在等待计票结果期间，任总一反往常开会严肃的表情，显得非常轻松愉快。他看到大家坐在那里都不说话，他就问：“谁来说个笑话？”。估计是太意外了，没人吭声。任总就点名了，“刘，你来说一个”。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平常开会，我一般是坐在没人注意的地方，也不大说话的。没想到任总会点我的名，也没什么准备。我连忙推给平时爱说话的徐直军，我说：“我不会说话，还是徐直军来说吧".任总说： “不叫的狗咬人”。任总真是未卜先知。后来我真是咬了华为一口，跟华为打了一场股权纠纷的官司。 计票结果，全票通过。孙亚芳正式成为华为的董事长。在晚上的宴会上，任总显得非常开心。频频向大家敬酒。一些常年在任总身边的人员说，“任总今天很反常。平时从来不敬酒的，也从来没有看到他喝这么多酒。”。 华为往事（二十四）－－Cisco源代码 在Cisco和华为打官司中，Cisco指控华为剽窃Cisco的源代码。事实上，我在北研所时，确实买过一套Cisco的源代码。 路由器是互联网中使用的主要设备。在华为数据通信产品发展之前，全球的网络中使用的大部分路由器都是Cisco的产品。Cisco成了路由器的代名词。路由器的主要功能无非就是进行各种协议的转换和路由转发。对北京研究所来说，协议软件部对各种协议进行研究并开发出各种协议的软件后，就具备了开发路由器的基本条件。 但路由器的立项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公司得批准。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原因。华为的销售能力主要集中在运营商市场，对分销代理渠道基本上没有。但运营商主要使用中高端的路由器。中低端的路由器主要是通过代理来销售。如果一上来就开发中高端的路由器的话，当时华为的技术积累还不够，主要是解决不了内部高速总线问题。如果是开发中低端产品的话，技术上没问题，但怎么销售，没人知道。 后来，李一男对我说，“搞数据通信，肯定要搞路由器的，你们先搞几个低端的路由器出来看看吧”。所以，路由器也没有立项，在协议软件部里找几个开发人员就开发起低端的路由器。第一款的路由器（后来命名为Quidway 2501)就是一块单板，上面运行各种协议软件和简单的路由协议。硬件是赵燕光设计的，软件是吴钦明等协议软件部的人员开发的。 在设计路由器的系列时，确实学习了Cisco的产品（但不是剽窃）。在路由器的命名上，考虑到Cisco的系列命名已经家喻户晓，为方便用户购买，采用了和Cisco系列编号完全一样的编号。在用户设置和管理界面上也是使用和Cisco完全一样的命令格式，这样用户不用培训，只要会用Cisco路由器的用户都会使用华为的路由器。这两点后来成为Cisco状告华为的理由之一。但在当时这样做的时候，我就考虑到会不会有知识产权纠纷。我专门咨询了公司的法律顾问，得到得答复是：系列编号是数字，没有版权的问题。命令行的格式也一样没有版权问题。所以，后来华为的路由器就完全跟着Cisco的型号来设计。 在我多次的要求下，公司成立了一个由徐国祥负责的数据通信行销部，尝试进行代理销售渠道的扩展。在路由器的销售过程中，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在路由器中有很多Cisco的私有协议。这些协议是不公开的。如果华为的路由器要在市场上销售，必须要能和Cisco兼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买来了各种型号的Cisco路由器来进行对接试验，并从外部特征来分析Cisco的私有协议。但这种办法难度较大，开发进度很慢。 就在这时，吴钦明带来两个人，说他们手上有Cisco公司的源代码。他们给我说了一个很神的故事。他们说：“这套软件，在Cisco只有5，6个高层人员才能看到。这是我国军方的间谍从Cisco那里搞来的。他们有一个亲戚是部队的一个专家，在对这个软件进行评估时偷偷复制了一份。”我根本不相信他们的故事。看他们两人的样子一点都不像那种有关系的人。他们到是很像那种软件开发迷。我让吴钦明看一下他们的软件，是否有价值。 第二天，吴钦明给了我一份分析报告，确认那张光盘里有Cisco的源代码。并指出对我们开发路由器有几点帮助：1。帮助解决Cisco的私有协议问题；2。可以了解Cisco软件的总体架构，帮助优化我们的VRP平台。既然对开发有帮助，我就决定把它买下来。 为了慎重起见，我带他们两人到深圳公司总部。在科技园宾馆一个房间里，李一男，徐文伟和他们见了面。最后以12万元的价格买下了那套Cisco的软件。这套软件对帮助解决华为路由器与Cisco之间的兼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半年后，吴钦明告诉我，他们在网上找到了版本比我们买的更新的Cisco软件源码，而且是免费下载的。 我知道这两个人的故事都是编出来的。不过他们手中确实有货。后来我从华为出来创办格林耐特公司的时候，他们找到我，说他们手里有华为全套软件，港湾全套软件等等。我还花了10万元跟他们买了一套VOIP的源代码。他们可能就像《潜伏》中那个专卖情报的谢若林一样。 华为往事（二十五）－－一个比尔，一个盖茨 华为的研发人员现在发展到了几万人，开发的产品涵盖了电信的各个领域。没有哪个技术天才有这样的本事。在电信产品开发领域，已经不再有个人英雄。任总说过： “一个人，不管他多聪明，他一生中也只能发出几次智慧的光芒。所有开发人员的光芒聚集起来，华为的未来就很光明”。事实上，华为的研发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确实是大量开发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华为的很多产品的规划，新的想法，成功产品的思路都是来自各部门的开发人员，而不是中研部的领导。 但不可否认，在这些光芒中，郑宝用和李一男所发出的光芒是最强的。郑宝用做为华为早期的总工程师和华为中研部的第一任总裁，对华为研发系统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被任总称为：“一千年才出一个的人才”。从华为最早开发用户交换机到开发C&C08数字交换机，这是郑宝用在开发中发光的时候。派他的两个秘书去筹办北京研究所和上海研究所，分别从事数据通信和无线通信的研发是他的大手笔。在C&C08交换机成功开发以后，郑宝用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在中研部是一言九鼎。有时还经常会和任总顶撞。 对人才的使用，任总是有深刻教训的。在开发交换机的同时，华为也开始开发通信电源。公司高薪从北京挖来一个通信电源的技术专家，给他在“中南海”分配了一套房子，还把仅有的几个深圳户口给了他一个。我到华为的时候见过他几次，他带着一帮人正在开发通信电源。只有他敢和郑宝用拍桌子吵架。93年，通信电源产品刚开发出来，他就带着通信电源的技术骨干离开华为，自立门户，在深圳开了一家通信电源公司。华为的通信电源开发部门只有重新来过。这件事给了任总很大的教训，他后来总结说：“我们要尊重人才，使用人才，但绝不能依赖人才，放纵人才”。 所以，对于郑宝用日益增长的威信，任总肯定是担心的。任总把李一男扶了起来，让他接任郑宝用担任第二任的中研部总裁，而把郑宝用提拔到一个更高的空架子部门－－战略规划部担任总裁。名义上战略规划部是规划整个公司产品发展策略，指导中研部的工作的。实际上，在任总的支持下，李一男根本就不把战略规划部放在眼里。 李一男和郑宝用都是华中科技大学光学物理系毕业的。郑宝用在系里当老师的时候，李一男还在那里读书。所以郑宝用可以说是李一男的学长兼老师。李一男刚到华为的时候，也得到郑宝用的信任和支持。但现在，为了在研发部门树立权威，李一男不得不与郑宝用做针锋相对的斗争。凡是郑宝用支持的，李一男必反对。在技术方案上如此，在用人上也是如此。两个人在各种会议上经常是吵得面红耳赤的。 在郑宝用担任总裁期间曾担任过中研部二把手－－管理办主任的黎健，杨汉超都得不到重用。杨汉超后来去了市场部当了总裁。而黎健就比较惨。在中研部的官越当越小。最后只当了一个图书管理员。当然，他是不是犯了其他什么事，还是一个迷。而战略规划办里的人，在中研部更是说不上话。对和郑宝用走得近的人，李一男都会无情打击。那时候，在开技术讨论会的时候，大家发言都是小心翼翼的。一边是公司元老，一边是公司新贵，哪个都不能得罪。北京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周垒是郑宝用派去的。李一男派我去北研所就是要取代他。周垒在回公司后没多久，就呆不下去，离职了。 李一男就这样在中研部很快建立起了他的权威。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智慧光 芒在这段时间发光。他的精明之处是在于能很快地领悟各种新技术，并能快速而果断地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尽管他很霸道，但还是很令人信服。任总也很好地在他们俩人间建立起了平衡。有一段时间，看到郑李闹得太厉害了，任总还出面做和事佬。在一次中研部高层干部会议上，任总说：“郑宝用和李一男，一个是比尔，一个是盖茨。只有两个人合在一起，才是华为的比尔 盖茨。” 李一男在离开华为前，曾和我一起吃饭，他说：“当年年轻气盛，不懂事，被老板一煽动，就和阿宝斗得你死我活的。现在想想，真不应该。” 华为往事（二十六）---任正非的接班人--任平 原华为副总裁 刘平 任总再伟大，也逃脱不了中国传统的“父业子承”的观念。在他的心中，他一手创建的华为帝国的最理想的继承人就是他的儿子任平。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本关于IBM创始人老沃森和他的儿子小沃森的故事的书--《父与子》。老沃森一手创办了IBM公司，把一个生产打孔机的小作坊发展成为生产计算机的国际大公司。但无论人们怎么劝说，老沃森在他的任内就是不把IBM上市，他在等待他的儿子小沃森的成长。小沃森在小的时候是个小混混，吃喝玩乐，到处闲逛。到了30多岁的时候才回到IBM公司。从公司销售员做起，在公司各个部门都工作过，最后在40多岁的时候，接过老沃森的班。小沃森上任后，大胆改革，组织开发了几款新型的计算机，一举奠定了IBM在计算机领域的霸主地位，并成功地带领IBM上市。热衷于学习IBM的任正非，当然希望沃森父子的故事在华为重演。 任总的女儿任晚舟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我去华为的时候，中学毕业的她在公司前台当接待员。我一看到她，就知道她是任总的女儿，因为她长得酷似任总。她待人随和，毫无老板女儿的架子。没事时，我们经常在前台和她聊天。她非常勤奋，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最后拿到了天津南开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我离开华为时，她是华为香港公司的财务总监。可惜她是女儿身，不能接任总的班。 任总的儿子任平就没有他姐姐那么勤奋了。不过他继承了任总的霸气（这也是成为领导人的素质）。我在公司早期，在公司里见过他几次。一次是听到他在办公室里大声地给他爸爸打电话，说：“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次考试我有一门课考了60分”。还有一次，他推荐一个朋友到我们项目组工作，被李一男拒绝，他拍着桌子大骂李一男。 后来，他去了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毕业后到华为的市场部，采购部，中试部等多个部门工作。他在中试部工作期间，中试部的总裁是李晓涛。在他离开中试部的时候，李晓涛给任总写了一份《关于任平在中试部工作的总结》的报告。任总把这份报告转发给所有副总裁。同时，任总还亲自写了一封感谢信，大意是：任平在公司工作期间，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支持，我代表任平向大家表示感谢。我收到这封信时还觉得莫名其妙，心想：“老板怎么这么客气呀”。也没做什么反应。过了一段时间，我和黄耀旭谈起这件事，他说：“我们反应都太迟钝了。老板发这封信的目的是想看各位副总裁的反应。结果没人给老板回信，老板很不高兴”。我这时才恍然大悟，真后悔错过了一次表忠心的机会。 在99年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接到任总的电话，他说，任平一周后要去北京，到时候让他到北研所跟你学习软件开发。我满口答应，并做好接待任平的准备。但等了两周后，还没有任平的消息。我给任平打了几次电话，都是关机。好不容易打通了一次，他告诉我他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英语，没时间到我这里来了。我又错过了一次机会。 在李一男第一次向我透露他将离开华为的消息时，我吃惊地问他：“你不是老板的接班人吗？怎么会想离开华为呢？”。李一男笑了笑，说：“哪里轮得到我呀”。以他的性格，他是不可能在任平的领导下工作的，所以只有早做打算。 任总已经为任平的接班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管理平台，辅佐大臣，现在就等待任平的成长了！ 华为往事（二十七） 刘平－－中研部的第三代领导人 华为部门主管（包括各办事处主任）一般两年就要轮换。这样的机制是保证华为得以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无论哪个领导（除了任总）都是可以换掉的。1998年，李一男在中研部当总裁两年后，就开始选择中研部的第三任领导人了。洪天峰被选为李一男的接班人多少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因为当时的热门人选是时任管理办主任的李晓涛和预研部总裁徐文伟。 在万门机开始招兵卖马的时候，软件开发人员一般都是我先面试，再给李一男批准。有一天，李一男带来一个很魁梧的人，跟我说，这个人不用面试了，就安排在你那里工作。这个人就是洪天峰。后来我知道他是由他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同班同学，华为的元老郭平介绍来的，所以不需要面试。洪天峰第一个任务是在我指导下开发模块间通信的传输层软件。由于他比较有开发经验，很快就担任了后台软件的项目副经理（经理是费敏，第四任的中研部总裁）。在万门机开局成功后，洪天峰接替李一男担任了万门机的项目经理。 与郑宝用，李一男有过人的智力不同，洪天峰靠的是他的韧劲，他的坚持和他良好的性格。他在《华为人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韧的战斗》就是他性格的真实写照。他是属于那种慢工出细活的人。拿着一张报纸可以看半天。后来当中研部领导后，整天盯着老板的讲话看，琢磨老板的意思。他在会议上的发言最能符合老板的心思，所以深得老板的喜欢。 在1996年，洪天峰曾到杭州办事处当了半年的办事处副主任。老板有一次去杭州办事处视察，问洪天峰，你是否给办事处的人都做了C&C08的技术培训了？洪天峰答：都培训了。老板再问办事处其他人，他们说没有培训过。回公司后，老板在一次中研部的干部会议上把洪天峰大骂了一通，竟敢骗我！ 洪天峰从杭州办回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岗位。我碰到他的时候，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失业了。后来他到中试部任总裁。任总是这样评价洪天峰的：“不管我怎么骂他，贬低他，他都毫无怨言，一如既往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好干部”。 1998年初，公司按惯例在蛇口光华电影院召开全体员工大会，由各部门负责人做部门工作总结报告。代表中研部发言的是徐文伟，代表中试部发言的是洪天峰。任总在最后总结时，对中试部的发言大加表扬，引得下面中试部员工的一片掌声。要知道，自中试部成立以来，这是老板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扬中试部。正是这次会议决定了中研部的第三任总裁是洪天峰而不是徐文伟。 不过，洪天峰并没有郑宝用，李一男那样的威望，任总也不再需要那样的个人英雄。中研部的第三代领导实际上是集体领导。洪天峰任中研部总裁，负责管理；徐文伟任预研部总裁，负责技术；黄耀旭任产品部总裁，负责产品开发。中研部进入了“三驾马车”的时代。每次会议，他们三人都会同时出现，每人都要说上几句。很多事情往往都是议而不决。这段时间应该是中研部管理越来越规范，但决策却越来越慢的阶段。 华为往事（二十八）--华为美国公司 刘平 李一男在离开中研部的时候，给了我一个美差--派我去华为美国公司工作一段时间。这次去美国不是像以前那样走马观光，参加个展览会什么的，而是在美国呆一段时间。带队的是郑宝用，他是作为华为美国公司的负责人而去的。同行的还有叶青，中研部基础业务部的总监；金海明，华为电气研发部的总监；莫军，华为香港公司的总监。 华为早在1993年就在美国硅谷成立了美国公司---兰博（RanBoss)公司。这个公司的名字看上去像“任老板”（RenBoss)的意思。长期以来，该公司只有一名员工阎景立，是公司原来搞电源开发的工程师。他在那里的主要工作就是采购。为了加快开发速度，开发过程中使用的一些主要的芯片是由美国公司采购，发到香港公司，然后由香港公司的人员直接带到深圳。虽然有些走私的嫌疑，但对华为的新产品开发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我们去美国之前，任总召见了郑总，叶青和我。在谈到我们的美国之行时，任总说：“我们以后要定期地派中研部的总监到美国去。在那里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任务，就是交一些朋友，开阔一下眼界。”。我和叶青被选为第一批去美国工作的中研部总监也是有原因的，当时华为很想向美国学习的就是数据通信和芯片设计技术。 公司在硅谷买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我们就住在里面。郑总，莫军还有阎景立夫妇住在一楼，我，叶青，金海明住在二楼。与我们同住二楼的还有任总的乘龙快婿谷先生（任晚舟的第二任丈夫），他在美国读MBA。 在硅谷，没有车那是寸步难行。所以我们一到美国就张罗买车的事情。郑总最后选择了花5万美元买了一辆加长林肯（太便宜了，当时公司在国内最好的车就是两辆林肯，每辆要100多万人民币），还花了2千美元买了一辆二手的Sunny.郑总和莫军在国内就开车，所以他们俩很快就考到了美国的驾照，而我们三人从来没开过车，就拿那辆Sunny来练习。但毕竟没有开车的经验，去考了三次驾照都没通过。我们只好无照驾车。幸亏没有出什么事。 由于没有具体的任务，我们在美国的工作比较清闲，一切由自己掌握。我通过在美国工作的同学，师弟认识了一些在美国相关公司工作的工程师。另外通过网络，在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交通大学校友会等华人组织上发帖子，介绍公司，寻求可能的技术合作。我得到了很多响应，中国工程师协会还请我去给他们做了一次报告，介绍国内电信发展的情况。通过我们认识的工程师的介绍，我和叶青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去不同的公司参观，和别人喝茶吃饭。我的英语听力和口语都不好，开始还担心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会有困难。但后来发现在硅谷根本就不需要说英语。我们去任何一个公司，都会有中国工程师给我们当翻译。吃饭有很多中国餐厅，买东西有华人超市。 当时， ADSL正热门。我们看了很多家开发ADSL技术和芯片的公司。我给中研部领导发的第一份报告就是关于ADSL的。结果李一男给我回了一封邮件，用英文把我骂了一通，说你写的什么狗屁报告，公司的工程师对ADSL的了解比你多得多，等等。于是，我把注意力放在数据通信的核心技术，内部高速总线，高速转发技术上。 在美国谈合作的公司，印象最深的是Juniper公司。该公司成立没有多久，是由爱立信，西门子等公司投资创立的公司。核心人员都是从Cisco出来的。他们的目标是要开发比Cisco速度更快的高端路由器。当时他们正在融资。我非常看好他们的技术。鼓动郑总让华为投资这个公司。但当时华为没有这方面的计划，所以没有什么动作。几年后，Juniper成为Cisco在高端路由器的强劲的竞争对手。其股票上市后也一路飘升。郑总后来后悔说：“当时要参股的话，可以升值几十倍”。 在数据通信技术方面有收获的是找了一家做Crossbar芯片的公司合作。回国后，在北研所成立了一个由朱天文负责的技术攻关小组，专门研究用Crossbar技术来实现高速内部总线。这个技术小组后来成为华为高端路由器NetEngin研发的核心。 叶青也有收获，通过我的一个在芯片设计公司工作的交大校友那里私下买了一个芯片设计数据库。我不懂芯片设计，不知道那个数据库有什么用。不过听李一男说：“你们买到这个数据库，你们在美国就值了”，我知道那个数据库对芯片设计很重要。 在美国参观了很多软件开发公司，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宽松的开发环境和科学的开发管理流程。在很多软件开发公司，我们看到上班时间，还有人在打乒乓球，还有人在公司提供的热水池中泡着。他们公司的人解释说，软件开发是需要灵感的，开发工程师开发累了随时可以休息。他们的开发管理流程全部自动化，从任务的下达，到开发的各个环节，写文档等都在网上控制。我通过在Cisco工作的师弟，也去Cisco公司参观了一下，了解了他们的开发环境和使用的开发工具等。 November 11 欧盟指责美国在甲骨文收购Sun一事上管的太宽 腾讯科技讯 北京时间11月10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周二表示，美国司法部在欧盟委员会周一发表“异议声明”，指出甲骨文收购Sun微系统的MySQL数据库软件可能会引发垄断顾虑之后，发布甲骨文收购Sun微系统不妨碍竞争的言论“十分罕见”。 Sun微系统在周一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称，欧盟反垄断机构欧盟委员会当天早些时候发布“异议声明”，指出甲骨文收购Sun微系统的 MySQL数据库软件可能会引发垄断顾虑。欧盟委员会在今年9月开始对甲骨文与Sun微系统的交易展开深度调查。欧盟委员会当时曾表示，其对交易可能对企 业数据库软件市场的影响感到担忧。 已在今年8月批准甲骨文收购Sun微系统的美国司法部在周一的声明中表示，在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消费者仍然能够拥有许多选择，并指出这一交易不可能存 在垄断问题。欧盟委员会反垄断专员尼利·克罗斯(Neelie Kroes)的发言人乔纳森·托德（Jonathan Todd）对此表示，“这（美国司法部的做法）十分罕见。此前还从未出现类似的情况。” 克罗斯表示，针对并购案例，美国司法部和欧盟委员会采用了不同的审查方式。托德说，“我们有自己的方式，他们有他们的方式。我们的方式适应于欧洲的并购控制法规，他们的方式适用于美国并购控制法规。” 美国司法部与欧盟委员会在并购问题上存有分析还要追溯到2000年，当时美国司法部批准了通用电子对Honeywell的收购，但欧盟委员会却在2001年以交易会引发垄断顾虑为由拒绝了这一交易。 Sun微系统在今年4月同意将公司自身出售给甲骨文，该公司希望通过交易使自身转变成为一家多元化的技术公司。Sun微系统在去年以10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MySQL开源数据库，该数据库当前被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等网站所使用。托德表示，甲骨文声称欧盟委员会不了解市场，这种说法太过于 “轻率而肤浅”。 欧盟委员会将在2010年1月19日之前正式决定批准或阻止甲骨文收购Sun微系统的交易。 欧盟反对“甲骨文”买“太阳”（还来自新华社？这么重视） 欧洲联盟委员会９日通知美国太阳微电子公司，反对它与美国甲骨文公司的并购案。 欧盟委员会从９月份开始对这一并购案实施反垄断深入调查。委员会当时在声明中说，这是数据库市场两大主要竞争对手的合并，委员会有责任确保消费者不会因此面临更少选择或更高价格。 甲骨文公司４月宣布以７４亿美元收购太阳微电子公司。前者是世界上最大的专有数据库公司，而后者去年以１０亿美元将主要开放源代码数据库公司ＭｙＳＱＬ收入旗下。 欧盟委员会指出，当今数据库市场已经高度集中化，甲骨文公司、国际通用机器公司（ＩＢＭ）和微软公司三家专有数据库公司销售收入约占总数的８５％。 甲骨文公司认为欧盟委员会对数据库市场存在“严重误解”。这家公司９日在声明中强调，ＭｙＳＱＬ是源代码开放软件，没有公司能够将它置于控制之下。 声明说，眼下数据库市场上有８家主要厂商，同时甲骨文公司和ＭｙＳＱＬ提供的产品有“很大差别”，欧洲不存在禁止这类并购的法律基础，“这类合并是常见现象，美国或欧盟管理机构数十年里都没有予以禁止”。 太阳微电子公司当天对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说，欧盟的“反对声明”只是一份预备文件，并不能影响日后最终决定。 美国司法部８月批准这一并购案。司法部９日在声明坚持先前立场，认为市场上还存在其他竞争者，两家公司合并不会形成垄断。 美联社分析认为，要想得到欧盟批准，太阳微电子公司可能不得不出售或剥离ＭｙＳＱＬ。 （新华社专电） November 10 评论:IPv6正把互联网拖入更加混乱时代 互联网正在从第一代的ARPANET的NCP协议创业，到IPv4的互联网的辉煌走向第三代协议：IPv6。互联网技术的更新换代，能够超越这一魔咒吗? IETF的专家们在20年前，选择NGI技术路线时所犯下的错误，正在让互联网的发展无所适从。20年前，放弃了与IPv4可以后向兼容的IP in IP的一些思路，选择了更为干净简单的端到端透明的IPv6技术，作为NGI的技术路线。 2009年3月，IETF公开承认IPv6设计中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能与IPv4后向兼容。IETF组建了LISP工作组，去解决路由的扩展性问题，而LISP的技术思路，与当年IETF放弃掉的技术路线几乎如出一辙。 IETF为下一代互联网选择了一种“革命性”的技术，带给互联网的却是“改良性”的价值，需要付出的却是“革命性”的代价。 IETF推荐了双栈策略作为“托孤大臣”，看起来是解决“4/6过渡”问题的最佳途径。但现在，已经失败了。“双栈”方案本质上是在建2张互联网，一个是IPv4的，一个IPv6的。不做翻译了，把选择使用哪张互联网的权利，交给了用户，但却没法向用户说清楚，为什么要我做这样的选择题。只是说，4的那张互联网，快不行了，用6的那张吧。看起来不很科学，更像忽悠。 双栈技术导致的2张互联网，成了竞争关系!IPv6想成功，只能寄希望于提供比IPv4更便宜的Connectivity服务。而复杂性导致IPv4地址方案成本会不断上升，这是事实，但具体的时间点和空间点，谁也弄不清楚。因此只能说：早晚有这么一天。如果早晚是100年以上，我们这代人就不用管了，但似乎没那么长。 全世界的精英，这么多年了，研究出这么多的过渡和演进策略都不行，IETF计划09年底还将推出更好的演进策略。太子无能，只能累死托孤大臣了。 多语种、多文化、各国不同的政策、运营商不同的路由策略、NAT、防火墙、Walled Garden甚至MPLS技术等，正在导致互联网碎片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IPv6的加入，在解决了NAT带来的碎片化问题的同时，引入了新的碎片化问题：2张互联网。 我以为，在现阶段，IPv6将会带来的问题，会比它可以解决的问题更多。从ARPANET的NCP协议过渡到IPv4，用了2年的时间。而IPv4到IPv6这个共存时间段，很多人都预测过了，需要大约25年。记得5年前专家做的共存预测，也是25年! 实在不行了，4/6都一样。迟早要上IPv6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技术选择。我们真是很无奈! 互联网本来就正在复杂化和无序化，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更加混乱的互联网时代! 新闻来源:IT专家网 分析称甲骨文收购Sun受阻 或对欧盟作出妥协 【TechWeb报道】11月9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当甲骨文4月份宣布以74亿美元价格收购Sun公司的时候，该软件公司打算展开一个宏伟的目标。甲骨文希望成为一个系统的供应商，从芯片到操作系统到数据库再到业务程序。不过，现在这个宏伟目标需要稍作些修改。 为了减轻来自欧盟的监管压力，甲骨文可能会被迫放弃该交易的某些关键方面，比如开源MySQL数据库。欧盟希望甲骨文不会成为年价值达190亿美元的 数据库市场的障碍。因为该公司还希望通过收购获得Sun公司的Java编程语言。欧盟反垄断监管部门担心，甲骨文收购Sun将对开源数据库业务MySQL 造成不利影响。 受该交易不确定性拖累，美国服务器厂商Sun周五公布的第一季营收锐减25%。Sun公司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2010年会计年度第一季度业绩持续受到经济衰退、与甲骨文收购交易相关的不确定性、竞争加剧以及消费者购买决定推迟等因素的影响。” 之前有报道称，IBM以9.10美元每股收购Sun的交易已到了最后阶段，但由于担心交易引发反垄断监管部门的调查，以及Sun希望获得更高价格等原因导致IBM撤离交易。 甲骨文可以等待，看欧盟究竟提出怎么的反对理由，并对此作出反应。欧盟将于1月19日前作出是否批准该交易的决定。这不第一次欧盟试图阻止美国公司合并。2001年，通用电气拟以4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Honeywell公司时就遭到了欧盟的阻止。 甲骨文CEO埃里森在次之前已经压倒了一大批反垄断者和竞争对手，而且在他希望完成一笔交易的时候通常表现得很顽强。2005年的时候，甲骨文顶着美国司法部的压力收购了商业软件制造商 PeopleSoft。 之后在2008年虽然BEA股东不断推高收购价格，但仍成功收购了该公司。美国证券机构ISI Group的Whyman表示，“甲骨文是一个十分强硬的竞争对手，他在收购PeopleSoft的过程中击败了美国司法部。这次的不同是Sun损失了很多钱。” November 09 Stallman致信欧盟要求Oracle放弃MySQL周二在一封写给欧盟委员会委员Neelie Kroes的信中，Stallman和非营利性的国际知识生态学组织以及开发权利团体一道督促欧洲反垄断监管机构，要求MySQL从Oracle收购Sun的交易中剥离出来。 Stallman在信中说，“如果允许Oracle收购MySQL，它肯定会限制MySQL软件平台功能和性能上的发展，从而给使用MySQL软件的人们带来巨大的伤害”。 Oracle是企业数据库软件市场中最大的竞争者。MySQL则是一款开源的数据库软件，它一直在从Oracle、IBM和Microsoft三强鼎立的市场中获取越来越大的份额。 Sun在去年以10亿的价格购买了MySQL。然后IBM试图收购过Sun，但没能就某些细节协议达成一致。今年的早些时候，Oracle开始进入并最终达成收购挣扎中的Sun。 Stallman说，“我们承认Oracle收购Sun对Sun的存活很关键。但不能让Oracle通过削弱MySQL的竞争来伤害数据库市场中消费者利益。” 他的评论正好回应了MySQL的缔造者Michael “Monty” Widunius在周一一篇博客的内容。Widenius号召欧盟委员会禁止Oracle接管MySQL。 Widenius的主张得到了曾经的MySQL股东以及自由软件活动家Florian Mueller的支持，他在星期二说道Oracle接管MySQL的前景就像是“让狐狸来管理鸡舍”。 在上个月欧盟委员会开始对交易进行深入调查时，它说“当市场主导的商业数据库公司想要收购世界主导的开源数据库公司”时，它必须仔细地审查可能存在的竞争影响。它还说MySQL的开源业务模型并不足以能确保在这桩交易下，公平竞争还能得到保护。 Oracle声明如果不能很好地经营MySQL，其他公司可以轻易地“筛选”MySQL中基于GPL的代码来创建一个新的平台。但是，Stallman认为筛选代码并不是那么简单。 Stallman说：
November 06 安全专家发现TLS/SSL保密协议存在致命漏洞 PhoneFactor公司的两名安全专家Marsh Ray与Steve
Dispensa近日公开了他们在TLS/SSL安全协议中发现的安全漏洞。TLS (传输层保密协议Transport Layer
Security)以及SSL(Socket层保密协议Secure Sockets
Layer)是两个被在线零售商在网络交易过程中广泛使用的安保协议。两位专家本周四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开了这两个安全协议中的漏洞，Ray今年8月份首次
发现了这些漏洞，并于9月初将这些漏洞展示给Dispensa。专家们表示，攻击者可以利用这种漏洞劫持用户的浏览器，并伪装成合法用户。  两位专家表示，由于TLS协议中验证服务器及客户机身份的一连串动作中存在前后不连贯的问题，因此便给了攻击者可乘之机。不仅如此，这种漏洞还给攻击者发起Https攻击提供了便利，Https协议是Http与TLS协议的集合体，目前许多在线交易均使用这种协议。 据另一位安全专家Chris Paget表示，TLS协议中存在的这种漏洞在SSL协议上同样存在。 发现这一漏洞之后，Ray和Dispensa很快将其报告给了网络安全产业联盟（ICASI)，该联盟由思科，IBM，Intel，Juniper，微软以及诺基亚创立。同时他们还将其报告给了Internet工程任务组（IETF）以及几家开源的SSL项目组织。 9月29日，这些团体经过讨论后决定推出一项名为Mogul的计划，该计划将负责修补这个漏洞，计划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推出新的协议扩展版，以修复该漏洞。Ray称他预计近期各大厂商便会将此事的处理结果作出公开声明，并出台临时的解决办法。 新闻来自:CnBet November 04 Sun股价持续回落 与甲骨文交易前景堪忧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0月31日上午消息，据国外媒体昨日报道，Sun目前股价较甲骨文每股9.50美元的收购报价低16%，表明一些投资者担心欧洲监管部门可能会阻碍这笔交易。 美东时间周五下午4时，Sun在纳斯达克市场下滑9美分，至8.18美元。本周该股股价和甲骨文收购报价之间的价差达到了4月份宣布交易消息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果一名投资者周五盘后购买Sun股票，那么交易完成后，他将得到16%的回报。 甲骨文斥资74亿美元收购Sun的交易需要得到欧盟的批准，欧盟正在进行调查，评估这一交易是否会影响数据库市场的竞争。甲骨文是全球最大的数 据库公司，通过这一交易，甲骨文将获得Sun的MySQL，这是目前市场最重要的开源软件数据库。 Lazard Capital Markets驻纽约分析师乔伊·费什伯恩(Joel Fishbein)预计，欧盟监管部门计划明年1月19日之前对这起收购案作出裁决，他们可能会要求甲骨文分拆MySQL。 费什伯恩说：“现在是一个僵局，甲骨文已经表明了他们想要MySQL。市场此前相信这笔交易能在1月份之前得到解决，但现在情况不太明朗。”他推荐买入甲骨文股票。 俄罗斯观望态度 俄罗斯反垄断机构发言人周五表示，甲骨文已经撤回了收购Sun的交易通知。这位发言人拒绝进一步置评。据知情人士称，俄罗斯监管部门希望等到欧盟就交易给出裁决之后再做出决定。美国监管部门8月份批准了这一交易。 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上个月在一次行业会议上说，Sun现在每个月要耗资1亿美元。由于交易迟迟未能获得批准，Sun上周宣布计划裁员10%。 Sun本周宣布，年度股东大会将在12月17日召开。Jefferies分析师罗斯·麦克米兰(Ross Macmillan)说：“Sun计划12月召开股东大会，这预示着交易批准至少要等到那个时候。” 不存在竞争 Sun发言人卡伦·卡恩(Karen Kahn)拒绝就交易的反垄断审批情况置评。甲骨文发言人也没有发表评论。 埃里森上月表示，甲骨文和MySQL不存在竞争，因为面对的是不同的用户。MySQL软件是开源的，这意味着其代码是免费的，可以供业界开发。MySQL用于帮助运营维基百科等网站，这是由用户编辑的网络百科全书。Sun通过销售相关服务和程序来盈利。 相比之下，大企业主要使用甲骨文数据库软件，处理对他们业务关键的信息和交易。埃里森上个月表示，甲骨文不会分拆MySQL业务。 高盛分析师沙拉·费拉尔(Sarah Friar)表示，问题是甲骨文可能会如何对欧盟监管部门的反对意见作出反应。她本周发表报告说，甲骨文可能会同意将MySQL授权给其他人，或是投资该软件，希望缓解欧盟委员会的担忧。(逸飞) October 29 高通遭前高管曝光发家内幕 专利再卡中国3G脖子 来源: IT时代周刊 日期：06-07 00:16 高通公司大中华区前总裁 雷鸣告诉你鲜为人知的内幕 高通公司大中华区前总裁/雷 鸣(供《IT时代周刊》专稿) 编者按： 热闹了多年，也翻炒了多年，但中国的3G进程到现在仍处于一片迷茫当中。是谁卡住了中国3G进程的脖子？ 毫无疑问，部分跨国公司设置的高昂专利费是阻碍中国3G步伐前进的一块巨石。 2005年4月23日，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在参加200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公开表示，跨国公司收取过高3G专利费这一行为导致3G进程缓慢，并呼吁这些跨国公司降低专利费用。 奚国华副部长的一席话成为“3G专利谈判受阻”事件的最好注解。据悉，在这场关于WCDMA的专利费谈判过程中，高通公司在其他专利拥有者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等同意降低专利费的情况下，谈判最终因高通公司的拒绝接受而搁浅。 作为世界最大的通讯市场，中国通讯业的每一步进展都充满着坎坷；作为世界知名的通讯公司，高通公司已演变成CDMA生态圈里的巨鳄，其拥有的1400多项专利足以让人望而却步。 这家出售知识产权的公司真的是阻拦中国3G进程的巨石吗？也许，从另一侧面观察，更能了解高通的真实面目。 雷鸣先生是高通公司大中华区前总裁，他见证了高通的成长，更熟悉高通的一切事务。 到底谁是卡住中国3G脖子的幕后主角？现在，经过雷鸣先生的观察和反思，一件件鲜为人知的事终于曝光在读者的面前。 相信看完此文披露的诸多内幕，答案就在你的心中！ 高通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圣地亚哥，迎面而至的一堵厚厚的墙上，镶嵌着高通所持有的CDMA的1400多项专利，高通的一切都聚积在这里：财富、地位、声 名……资本惟一的本性就是攫取高额利润，高通深谙此道。然而，高通掌握的知识产权，及其垄断性的公司文化，使高通成为CDMA在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 第一章：高通靠“三桶金”打开市场大门 20年前，还没有高通。 加州大学教授、高通的创始人艾文·雅各布曾经开了一家公司。老雅各布卖掉这个公司后，几乎准备在圣地亚哥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颐养天年、享受生活了。 若真是这样，今天的高通也就不复存在。 第一桶金：老雅各布要来20万美元 高通公司在1985年成立。老雅各布和大学教授维多比等成立了有7个创始人的高通公司，最初是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坟场旁租了一间小房子，毋庸置疑这是一 个很小的公司。但老雅各布和维多比在业绩上非常突出，两个人都是教授，都有自己的发明，尤其是维多比，当时的一种编码方法在通讯业界很知名。 1987年，老雅各布到处找合同，他带着3个人来到劳拉太空公司(前福特太空公司)，当时美国太空总署给了劳拉公司一个50万美元的合同，用作发明一 个利用卫星资源通讯的设计。劳拉公司当时需要寻找一种技术，经过缜密的研究后决定用CDMA技术，但当时有3家CDMA厂商，除了高通还有两家，一家在加 州，一家在纽约。我——雷鸣当时是劳拉公司的技术总监，研究了3家公司后，我觉得高通的技术还不错，便把高通放在首选，最后把其中一项20万美元的合同分 包给老雅各布。 对于刚刚起步的高通来说，这20万美元的合同无异于高通掘得的第一桶金。 第二桶金：李建业博士救了高通 高通的第二桶金来自一位美籍华人——李建业博士。高通的第二桶金可能是高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桶金。 1989年2月，老雅各布、维多比一行10人走访当时在旧金山太平洋电话公司(现沃达丰公司一部分)做首席科学家的李建业博士。向李博士提出一些有关CDMA发展的建议。当时，商用CDMA技术只是停留在纸上的概念，并没有具体的技术方案。 李建业早在1985年便取得CDMA的两项专利，是CDMA专家。李博士向老雅各布指出要实现CDMA商用化，首先要把CDMA用在移动电话上，要解决“功率控制”问题。 1989年4月，高通再访李博士，并称已找到解决“功率控制”的技术方案，并要求太平洋电话公司给他们一个20万美元的研究合同，进一步研究CDMA商用。 李建业对高通说，在纸上研究CDMA技术，对太平洋电话公司没什么用，如果高通能在6个月内演示其CDMA功率控制技术，太平洋电话公司愿支付高通100万美元。 这100万美元，无疑是高通公司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桶金，因为高通不但取得这一桶金，更重要的是争取到太平洋电话公司(当时美国西部最大的运营商)对CDMA的认可。 当时的高通，如果没有太平洋电话公司的认同与支持，其CDMA方案根本不可能成为美国第二代移动通讯标准之一。因为当时美国的TDMA已被业界投票接 受为美国第二代移动通讯标准。更重要的是，李建业博士正是美国主持第二代移动通讯标准小组的组长。没有李博士及太平洋电话公司的支持，CDMA不可能被作 为第二代移动通讯的标准。 15年后，事过境迁，高通成为CDMA生态圈里的巨鳄。 第三桶金：韩国救了CDMA一命 高通的第三桶金实际上是一座金山，是一个国家——韩国。知道内幕的人都说：“高通发明了CDMA，却是韩国救了CDMA一命。” 虽然高通最喜欢用韩国的CDMA做样板，说高通救了韩国。但知道CDMA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在90年代初，要是没有韩国政府全力投入CDMA，CDMA可能就夭折了。 1994年，摩托罗拉在香港建立起全球第一个CDMA网，但效果和服务质量都太差，全球其他运营商对CDMA失去信心，设备厂商也对CDMA技术半信 半疑。由于老雅各布本身在中国市场战略上的错误，中国政府决定全面推广GSM而不是CDMA。GSM在中国迅速发展。到1997年时，以每月增加一百万 GSM用户的速度增长。 CDMA由李建业博士在1990年介绍到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并于1990年11月，高通和电子通信研究院(ETRI)签署有关CDMA技术转移协 定。1993年韩国政府宣布CDMA为其惟一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并全力投入CDMA设备及手机的本土化，全力支持韩国厂商三星、LG、现代等投入 CDMA技术的商用化及进一步发展。1996年11月，韩国的CDMA用户达到1百万，第一次向市场证明CDMA正式商用的可能性，让美国一些运营商及设 备厂商对CDMA技术开始恢复信心，也让韩国厂商在CDMA市场上初露头角。 按常理，韩国应该对高通十分感激，但韩国通信界人士中，上至政府部长，下至企业员工，却没有人对高通表示感激，反而众口一词地说高通“忘恩负义”。 这是为什么？据了解，高通在1990年和韩国签约后，答应提供给韩国厂家最优惠的条件，但韩国人却发现高通为了其利益，常常以比韩国更优惠的条件提供 给其他厂商，而且又规定了非常严密的保密协定。因此，虽然韩国厂商明知高通背信忘义，但由于不知道别人的商业协议细节，也拿高通没有办法。 此外，高通在和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签约时，答应把每年在韩国收取专利费的20%交给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但后来高通却不认账，韩国政府和电子通信研究院一气之下，把高通告上法庭，最后裁决高通必须履行合约，必须与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分享收益。 有了合约还要毁约，完全暴露出高通公司的不诚信，也怪不得韩国人说高通：“讨厌，忘恩负义”。 去年韩国政府在选择无线平台接口标准时坚持指定WIPI作为单一的国家(WIPI是一种韩国国产开放源码的技术)，而否决高通的BREW，并要求高通开发 一个适用于WIPI的产品。从这一行动，也可以看出韩国上下对摆脱高通垄断的决心。 这也算是因果报应吧。 第二章： 高通三失中国市场的幕后秘密 可以说，在高通CDMA中国发展的历史中，有过几次机会，高通只要抓住一次，就足以改变世界，但是在知悉内情的人看来，高通因为与人打交道不够“诚信”，致使每次都失掉了机会。 比如：当初中国邮电部对CDMA非常感兴趣，甚至已经决定中国要全网上CDMA，但最后却是GSM成为二代通信标准，由此影响了整个世界的通信格局， 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再比如：当年高通抛下邮电部私下与辽宁省达成协议，这是为什么？还有，高通CDMA的两个强劲对手TD-SCDMA和LAS- CDMA的产生是不是和高通有关…… 在CDMA发展的很多关键时刻，重重内幕因为当事人的闭口不提而蒙上历史尘埃。但在今天，这一个个不解之谜在知情者的透露下，正在浮出水面。 毁约日庆公司 高通失掉第一个机会 高通想进中国开拓市场，谁都很清楚，但为什么高通总是不能如愿呢？ 从90年代初开始，高通就一直想进中国，但它每次进中国都会受到挫折。对此现象，老雅各布总是把原因归咎于中国政府，说是中国政府不让他进来，最后向 美国政府求援，向美国参议员说中国政府不让CDMA进中国。在他的游说下，美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听信了高通的说辞，给中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一定要让 CDMA进来。 但美国政府不知道，其实责任并不在中国政府，而是高通自己毁掉了一个又一个把CDMA引入中国的机会。 实际上政府从90年代初，就很想引进CDMA。只是高通本身一次又一次地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不了解中国的人际关系和做事的方法，把几个历史性的机遇都丢掉了。 高通CDMA进入中国的早期情况，知悉情况最深的是一个叫日庆的公司，它是当时负责高通在中国一切业务的公司。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日庆公司的存在，但在当时，日庆公司对高通CDMA进入中国所起的关键作用谁也无法抹杀。 日庆公司是一家韩国公司，当时在香港和韩国都很活跃，是一个完全做电信业务的公司。它曾经代理阿尔卡特光纤、代理程控交换机、代理韩国的很多大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日庆公司的负责人叫金昊墉，是一位韩国人。另一个在中国至关重要的负责人是陆雁。 日庆公司在香港、北京、汉城都有办事处。那个时候韩国的CDMA刚刚开始，金昊墉觉得CDMA不错，就想把这个技术介绍到中国来，高通就请他和陆雁做 顾问，和他们签订合作协议。约定CDMA引入中国后跟他们分成；并答应日庆，把CDMA引入中国后，由日庆独家代理高通4年。 金昊墉和陆雁开始花钱运作，从1991年到1992年，在中国到处开研讨会。第一次把CDMA介绍进了中国。 这时，邮电部(信息产业部前身)对CDMA表现出明显的兴趣，组织了很多研讨会。当时中国还是模拟手机，GSM在中国也并没有发展，实际上邮电部内部已经决定：要全网上CDMA。 知悉这个消息后，日庆公司花了很大精力去做这件事情。大约在1993年年中，金昊墉和陆雁陪同中国邮电部副部长朱高峰及邮电部代表团到韩国及美国考察CDMA。他们的行程如下： 1993年7月5日，代表团抵南韩与政府部门会谈； 7月9日，代表团抵美国旧金山并参观劳拉太空公司； 7月12日，抵美国圣地亚哥与高通签合作备忘录； 7月18日，抵华盛顿与美国FCC会谈； 7月18日，美国宣布CDMA IS-95为第二代数据移动通讯标准之一。 邮电部副部长朱高峰访问高通公司的时候，来到了老雅各布的家里，在他家里签下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中国全网上CDMA……高通本来在那个时候就快成功了。 但是当朱高峰副部长访问美国以后，老雅各布就觉得不再需要这两个顾问了，就毁约，根本不承认日庆公司有4年的独家代理权。老雅各布把这层关系砍掉后，CDMA在中国的进程就慢下来了。 在这竞争的节骨眼上——联通公司出来了。1995年，联通宣布用GSM做第二代技术标准，很快邮电部也宣布采用GSM标准。 关于邮电部为何会上GSM，比较多的说法是：联通既然已经上了移动电话，邮电部已经等不及当时还不够成熟的CDMA。但其实两个技术的成熟度不会相差 6个月，GSM是比较成熟一点，联通上GSM的理由主要是因为GSM当时有6、7个公司供应设备，而CDMA只有摩托罗拉有设备(当时高通还没有开始生产 设备和手机)，说邮电部等不及CDMA，但是为什么等不及呢？如果当时和邮电部的关系好，6个月还是可以等的。 毁约日庆公司后,高通第一个历史性机会就丢掉了。 高通背信邮电部 失去第二个机会 中国政府当时虽然上了GSM网络，但也没有放弃CDMA。 1995年，又一个机会来到高通的面前。当时，邮电部与高通谈判，希望合作发展CDMA，已经具体到了组建合资公司的地步。据了解，当时拟建的合资公 司架构是这样的：506厂(现在的首信)持股40%，邮电科学技术研究院持股9%，高通公司持股51%，高通公司获准在中国建5个实验网。 据了解，当时中国方面主谈的人是大名鼎鼎的周寰。周寰是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双方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但这时高通却突然提出一个“第3方专利纠纷”的问 题，说CDMA核心技术中由于涉及其他公司的产权问题而导致的法律纠纷应由合资公司承担，因而赔付应由合资双方承担，而中方则坚持应由高通公司单独承担。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僵局。 这时，高通竟然暗渡陈仓，私下里瞒着邮电部和辽宁省签定了一个协议：准备和辽宁合资生产CDMA设备。 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的高通，立马尝到了这种背信弃义行为的后果，邮电部当即中断了和高通的一切谈判。邮电部要求高通道歉，但老雅各布却不肯道歉。 与高通中断合作后，506厂和诺基亚成立了合资厂，生产GSM手机，也就是现在的首信诺基亚。诺基亚在中国能有今天，完全是高通自毁了到手的机会。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令人深思的事情：这件事情对周寰的触动应该很大，他后来担任大唐电信的董事长，一直坚持研发TD-SCDMA，可见与这件事是有一定关联的，就是他他觉得中国一定要做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产品。 不过，这一次高通没想到的是，它不但毁了一个已经到手的绝好机会，还为自己造就了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高通过河拆桥 失去第三个机会 1997年，中国决定用长城网发展CDMA，这意味着高通还有机会。 果然，1998年，高通的机会又来了。然而事情演变的结果，是高通毁掉了这第3次到手的机会，原因还是因为高通“过桥拆板”。 这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现在的方正连宇董事长、原沃达丰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李建业。应该看到，李建业博士是高通的大恩人，虽然现在高通并不提他。 1989年2月的时候，高通还只是一家小公司，雅各布和副董事长维多比去拜访李建业博士，希望能获得一个20万美金的合同以研制和发展CDMA——为了一个20万美元的合同老雅各布亲自出马，可以想象当时高通是多么的弱小。 李建业很爽快，他列出了几个问题。告诉高通：“要是能解决这几个问题，我就给你100万”。高通拿着这几个问题回去彻夜攻关，6个月后解决了这几个问 题。这100万美元不仅是资金支持，更重要是它代表着一个运营商的肯定，马上就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另外高通的第一个测试网，就是在洛杉矶沃达丰的网上做的 测试。不仅如此，李建业还在很多标准组织里为CDMA打拼。所以李博士从头到尾，对高通的帮助非常大。而且，李建业把CDMA引入中国也不遗余力。 1992年，他来到中国大力推介CDMA。 1998年，高通的第3个机会到来了。李建业和高通的副董事长维多比来到中国，和中国政府签订了协议。在协议中，高通答应不收入门费，不收提成费，换中国3个省上CDMA——随便他选3个省。 高通拿了这个协议以后，就回去透露给了媒体。结果高通股票大增，升了以后呢，高通毁约了。当时他们可能又觉得3个省太少，想多要几个省，但为什么在股票大升之后毁约？结果是一个省也没有。 这样一来，维多比很没有面子，李建业在这个事情当中做了很多工作，却是这样的结果，也很没有面子。后来，李建业和北邮的教授李道本合作，成立了连宇公司。连宇发展的LAS-CDMA被认为是完全跨过了高通的专利。 而高通首席科学家，被誉为“CDMA之父”的维多比，也在2000年离开了高通。 第三章： 老雅各布的两个“黑箱” 老雅各布有两个“黑箱子”：一个是技术上的黑箱子；一个是对付合作伙伴及对付当时高通内部合伙人的黑箱子。 技术上的黑箱子让高通在第二代移动通信及CDMA的发展中牟取暴利，对付合作伙伴的黑箱子使高通能利用合作伙伴的资金发展自己的技术，最后吃掉合伙人。 老雅各布也用这个黑箱子，把同打天下的老战友一个又一个地逼出高通，又把CEO的位置交给儿子保罗·雅各布，正式建立高通雅各布王朝。和高通合作的公 司，或为雅各布家族工作的人，都要小心这两个黑箱子，就像西游记里的魔瓶一样，只要你一回答它的问话，便会被吸进魔瓶化成脓水。 老雅各布黑箱的由来 “雅各布的黑箱”，源自于高通在90年代中为全球星系统设计的一套设备。在90年代初，地面移动通信包括GSM、CDMA及PHS。在全球星系统设计 中，很多跨国公司和集团也提出用低轨道卫星作全球覆盖，提供全球性卫星手机移动通信服务。其中包括摩托罗拉提出的“铱星”计划，以及当时劳拉公司提出的 “全球星”计划。 在全球星计划中，劳拉公司根据我的建议，采用48颗低轨道小卫星覆盖全球，由劳拉负责卫星的生产、发射，由高通负责地面站及手机的开发生产。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全球星必须和当时的两大技术标准：GSM及CDMA兼容，才能真正实现“全球通”。当时全球星提出了高通在地面站 和手机的设计中须将GSM及CDMA兼容的要求，老雅各布一口答应，并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箱子的图，称为“标准转换器”。说是可以由这个箱子，把GSM和 CDMA的标准互转。 在老雅各布的说辞下，全球星的管理层真的以为高通有这样的技术，可以使GSM与CDMA兼容，便给了高通一个2亿3千万美元的合约。结果数年后，不但 “雅各布的黑箱”没有做出来，而整个合同的费用也上涨到10亿美元。高通用全球星的钱来发展自己的CDMA技术，把全球星在财务上搞得很头痛。有一次，高 通的一位副总裁口吐真言，在一次高通高层人员内部会议上宣布全球星是冤大头，他说：“我全身穿的，包括我的内衣，都是用全球星的钱买的。高通发展的交换 机、手机也是用全球星的钱发展出来的。但是全球星却让高通拥有所有的知识产权，这实在是太好了。” 全球星的人把高通这种损害合作伙伴利益而谋求私利的黑箱作业叫做“老雅各布的黑箱”。 技术专利黑箱 垄断CDMA专利 老雅各布的技术黑箱，其中有三道鬼门关，以维持其垄断CDMA专利： 1. 鱼目混珠，明修标准，暗渡专利； 2. 大量申请垃圾专利，用垃圾专利保证其核心专利； 3. 以严密的保密协议及霸王条款，形成不平等条约，让吃其苦头者有苦说不出。 在通信行业，设立标准的原意是让不同设备厂商生产的通信设备可以互联互通。在80年代，世界上大部分的电信运营商不是国有便是双寡头垄断。当世界各地 推行电信运营自由化时，一些国有或垄断性的运营商便用所谓标准来阻碍竞争对手进入市场。所以有些国家的电信监管部门，便提出“开放性标准”，要求电信标准 向所有厂商所有运营商开放，只要合符标准，便可以入公网，真正做到互联互通。 90年代初，第二代移动通信的研究刚刚起步不久，大部分厂商的注意力都放在欧洲的GSM标准及美国的TDMA标准上。很少人注意到高通提出来的 CDMA标准。欧洲的GSM标准因为由欧洲及设备商共同提出，所有的知识产权共享，所以大部分的发明，专利都是开放性的。但当高通在明里提出CDMA标准 时，实际上把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些CDMA技术藏在高通提出的标准里。使其提出来的标准，非用高通的专利不可，否则就不能实现，这种以某公司的知识产权，打 着“标准”的幌子，而垄断某一标准的情况，本来不应该在国际性的标准制定小组发生，因为别的厂商，由于本身利益，也会极力反对。但当时欧洲及美国的二代标 准成员，注意力都放在GSM及TDMA上，反而让高通钻了一个空子。 老雅各布在2G标准得手后，在他们技术黑箱里常制造一些莫须有的标准，并到全球各地推行他的标准。实际上就是企图用这些标准引诱制造商、运营商进入他的黑箱，以收取高额的入门费和提成费。 老雅各布的第二招，就是制造大量的“垃圾专利”或“旁门专利”以保证其核心专利。高通号称持有1400多项有关CDMA的专利，实际上有多少专利真的用在CDMA上，也只有高通自己知道。 当有竞争者向高通挑战时，高通庞大的律师团和专利工程师便会详细地研究对方所有的知识产权及专利。当发现对方的专利和高通某些专利有一点雷同或者只有 一点类似的可能时，高通便会提出律师诉讼，用法律的手段或是拖延时间的手段，以及高通本身的财力人力资源来扼杀一些较弱小公司的新技术， 让别的一些弱小公司不敢在CDMA上发展新技术，以达到巩固高通在CDMA垄断地位的目的。 但老雅各布这一招只能对付一些中小型公司，但对一些相当有实力的公司或对一些国家，特别是当这些国家对高通CDMA的垄断及其获取的巨利都有一定看法时，老雅各布的这一招就不灵光了。 有一个例子可以看出高通的用心。2003年的时候，高通获悉德州仪器准备量产CDMA芯片时，便用一些莫须有的理由，向法院状告德州仪器，但德州仪器以其实力，不甘示弱，也同时在法庭上反告高通，结果法庭宣告德州仪器胜。 韩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高通在CDMA上的垄断会危害韩国的国家利益，很早就有充分准备，用国家政策，用国家资源来制止高通技术在韩国的垄断。 ●当高通赖账，不肯把其在韩国收取专利费的20%交给韩国电子发展研究院时，韩国政府敢把高通告到国际法庭，而且告赢。 ●韩国政府在发3G牌时，硬性发2张WCDMA牌，不让高通的CDMA2000垄断韩国。 ●韩国政府在选择天线平台接口的标准(WIPI)时，顶住美国政府的巨大压力，否决高通的BREW。 可见，当一个国家充分认识到高通的垄断特性及其对国家利益的损害时，便会用国家的政策、资源来制止高通的垄断。 老雅各布技术黑箱里的第3招就是所谓的“保密协议”及“霸王条款”。“保密协议”让被害人有苦说不出，明明知道高通收取的入门费、提成费不合理，也不 敢明讲。高通的手机提成费是按照手机“销售价”的百分比来计算的，即使手机只有一部分用了高通的芯片，其他的零部件，比如按键、机盒、荧光屏等与高通的 CDMA技术毫无关系，但高通的霸王条款硬性规定要按手机的“销售价”提取，就算你的手机上有一颗钻石，高通也要抽整机“销售价”的百分比，怪不得韩国厂 商对高通满腹怨气：“芯片加提成，一半的利润都给高通拿走了”。 老雅各布清除异己 把高通变成雅各布王朝 老雅各布的第二个黑箱比第一个黑箱更厉害。他的第一个黑箱是对付外人的，而第二个黑箱则是对付高通里面的人，特别是和他一同创业打拼过的战友。 高通在1987年成立的时候有7个创始人，创业不久便都把家人带进高通。老雅各布把自己的两个儿子，维多比把自己的女儿女婿带进来，其他创始人及公司 的管理层都用人惟亲，大量把自己的亲戚带进公司，一方面可以让亲戚们享受高通的薪水，又可以让他们拿到高通的股权，可以发些小财。但这些皇亲国戚大量进入 高通，造成了高通领导层严重的派系和内部斗争。 老雅各布的两个儿子，在高中毕业后便以兼职的身份被父亲带入高通，大学毕业后便正式进入高通领导层，这两位太子，没有在美国工业界的任何经验，大学毕业后便被父亲带入高通领导层，引起其他高通创始人的不满。 老雅各布的儿子保罗，在加州大学拿到电机博士后，便带了一大批在加州大学的朋友，回到高通主持CDMA手机的开发生产与销售。但保罗能力有限，开发出 来的手机不但外形丑陋，性能也不好，卖不出去。高通在CDMA手机上亏了大钱，但因为保罗是老雅各布儿子，没人敢讲话，最后只好把手机部出卖。太子犯了错 误，自然有其他人为他擦屁股。四儿子杰夫负责投资，在互联网泡沫时用高通的钱投资了不少公司，结果泡沫一破，损失惨重。但在公司里有老雅各布保护，杰夫还 是步步高升。 老雅各布一心扶太子，建立所谓的太子党，更引起其他高通元老的不满。其中最明显的是高通总裁索比斯。索比斯主管高通的芯片部，芯片部的收入占高通总收 入的70%以上，而且利润特别高。整个芯片部由索比斯创立。芯片部(又称CDMA技术部)里面都是索比斯的人马，形成所谓的“总裁派”。“总裁派”与“太 子派”势不两立。最令人惊讶的是索比斯和三太子拒绝互相对话，像仇敌一样。 2000年，中国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及代表团访高通。到达美国后，代表团邀请高通各高层在圣地亚哥海湾游船河。当索比斯接到邀请时，他的第一句话是： “保罗会不会去？如果他去，我就不去。”保罗接到邀请的第一句话也是：“索比斯去不去？如果他去，我就不去。”令组织活动的人左右为难，结果索比斯同意参 加活动，但要求高通的首席律师在场。 为什么高通的总裁要律师在场，才肯与保罗一同参加一次普通的社交活动，让人费解。但透露出的内部原因是可能在那时两派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你死我活的地步，索比斯才要求律师在场。 这些事情，老雅各布都看在眼里，展开他的第二个黑箱操作，一步步地清除高通内部的其他派别，削藩扶正太子。 高通创始人之一的索马斯，为高通拿下韩国市场立了汗马功劳。在90年代中后期，便被挤出权力中心，老雅各布迫使他离开高通成立“下一波” (NextWave)公司；高通另一创始人怀特，也在90年代后期被老雅各布排挤，只好离开高通成立飞跃(LeapWireless)无线公司；高通的副 董事长，也是创始人之一的维多比，也因在中国问题上被老雅各布暗算后，只好在2000年退休，离开高通。 老雅各布对媒体称维多比为“CDMA之父”最为恼火。有一次老雅各布发送了一份电邮给高通管理层，大骂媒体称前高通副董事长及首席科学家维多比为“CDMA之父”。自此以后，公司内部不敢提维多比的名字。雅各布把CDMA的发展变成为他一人的功劳。 老雅各布黑箱最厉害的地方是利用人人想做老板的弱点，以高通参加投资为利诱，把一些高通内部不服“太子派”的元老引出高通，便一脚踢走，让“太子派” 把地盘抢过来。其中最精彩的例子就是老雅各布从索比斯手中把高通芯片部夺过来，其复杂的手段和过程不亚于清初皇帝立藩、削藩的章回小说。 90年代中，高通自己生产CDMA手机和基站，手机部由三儿子保罗负责，结果手机部和基站部都亏了大钱，最后只好把手机部卖给日本京瓷，把基站部卖给 爱立信。在当时，只有芯片部赚钱，芯片部由当时的总裁索比斯及其“总裁派”控制，索比斯和“总裁派”看不起只会赔钱的保罗和“太子派”，拒绝和“太子派” 对话，决不让“太子派”插手芯片部的工作。当时“太子派”处于劣势，身为董事长和CEO的老雅各布也没有办法。 在2000年，老雅各布对外宣布，高通将一分为二：一为高通，由老雅各布掌权，负责技术发展和知识产权等；另一公司为CDMA技术公司，由索比斯任董 事长和CEO，负责芯片的生产销售。当时老雅各布煞有介事，准备各种新闻稿，正式向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报备，向资本市场作各种解释，并在公司内部进行“分 家”准备工作。索比斯和他的“总裁派”更是兴高采烈，不但正式在圣地亚哥附近另找厂房，更积极筹备CDMA技术公司单独上市，准备在资本市场上圈更多的 钱。 这种一分为二的内部分家，给高通的员工带来很大的困扰。当时高通在中国，只能成立两个公司，两个公司虽然在同一层楼，但要走不同的门。老雅各布要求每 个员工都要表态，到底站在“总裁派”还是“太子派”。两派各有自己的营销、公关策略，有时甚至互相矛盾，令当时高通的员工特别是管理层的人左右为难。 索比斯和“总裁派”完全相信了老雅各布，把全部精力放在分家、上市上，而忽略了老雅各布的布局。 这时，老雅各布为给儿子和“太子派”争取更多时间，一方面让董事会及股东渐渐忘记太子的无能并赔了大钱的事实，另一方面制造机会让三太子保罗主持 BREW的工作，到处吹嘘BREW是第3代移动通信的关键技术，让儿子保罗能在资本市场及股市上充分曝光，为三太子保罗接班造势，不惜花大钱在全球搞 BREW活动。同时，分家的事也一拖再拖，让CDMA技术公司单独上市的机会越来越小。当“太子派”的势力到达一定程度时，老雅各布在董事会突然发难，宣 布终止分家，把索比斯赶出总裁宝座，把“总裁派”中的一些大将赶出高通。另把“太子派”的人引入芯片部。索比斯及其“总裁派”全面失败。 老雅各布的第二个黑箱在高通内部充分体现了厉害。高通内部及曾与高通打过交道的人，曾这样讥讽评价老雅各布：他貌似学者，其实城府很深，并且精于算 计，你和他握手后，一定要仔细数数剩下几根手指。索比斯和“总裁派”太天真了，芯片部创造的收入占整个高通公司总收入的70%以上，老雅各布这样深谋远 虑，怎么会把一块肥肉分出去，让别人受益？索比斯到底还是被老雅各布的黑箱暗算了。 2005年年初，老雅各布正式完成在高通清除异己的工作，把CEO大权交给保罗，正式把7个创始人建立的高通公司变成雅各布小王朝。 然而，到底这个雅各布王朝可以维持多久，两个太子能把高通大业发展到哪里去，就很难说了。 October 27 诺基亚:移动互联网时代被抛弃的巨人（转自chinaunix） 2007年一来，全球的手机制造企业都在高端面临苹果和黑莓肆无忌惮的掠夺，低端产品承受着无数蚂蚁般的山寨厂商凭借联发科手机芯片的打压，MOTO在这一波中帅先倒下。难以置信这个曾经曾经完全统治着中国的传呼市场和手机市场的中国通讯巨人的倒下。 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诺基亚会在09年出现巨额的亏损，因为他是全球的大象，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大象。 但是当所有人看到如下的财报的时候都会惊呆： 从2006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二季度，诺基亚手机的平均售价从102欧元下降到了62欧元。2007年，诺基亚手机部门的利润率达20.1%，但2009年第二季度，这一比例已下滑至12.2%。 10月16日，诺基亚发布的2009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在过去3个月中，诺基亚营收98亿欧元，同比下降20%，亏损数额高达5.59亿欧元(计 8.33亿美元，合人民币57亿元)，而去年同期这一数据是盈利10.6亿欧元。这是作为手机霸主的诺基亚自1996年以来的首次季度亏损。 08年时候，曾经有通讯人士对我说，苹果一部手机的利润是诺基亚14部手机的利润。我相信今天已经不是14部的问题，是一个凭借iphone这一部手机日进斗金，一个在出售各式各样的手机获得亏损。 当下，无数的手机厂商都在学习苹果，甚至运营商。不过就如一个软件企业想去做互联网一样，他们的血液里面根本没有互联网的基因存在，在这场战斗中，如果不跌到谷底，绝对不会有痛定思痛奋起直追的觉悟。 对，是觉悟。诺基亚的亏损将是必然，而且不仅仅会是一年的亏损，更大的困损还将会更猛烈的到来，因为目前来说，诺基亚的手机越来越在互联网时代显得捉襟见肘。 虽然诺基亚也在推出手机商店，可是Symbian（塞班）系统确无法撑起这个重担。诺基亚繁多的机型也无法让任何一个操作系统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轻松自如的应付众多的应用需求。 电脑时代，微软和intel能够叱诧风云，靠的是标准和习惯。软件开发者，只需要兼容windows就可以，大多数时候，只需要发布一个版本。 我们看看一个手机开发者的工作量，他们往往会选择市场上主流的诺基亚手机，进行单独的适配，推出不同的版本。你可能说有些仅仅是界面，适配并不复杂，但是 就是这些看上去不复杂的适配让他们苦不堪言。无需更多适配的java版本，在诺基亚上更是犹如一头迟暮的黄牛，Symbian对java的支持仅仅是支 持，流畅性无从谈起。 诺基亚最大的敌人并不是苹果，也不是黑莓，更不是联发科，是自己，是制造了无数标准的诺基亚公司。大家看看诺基亚手机的标准： 屏幕大小：超过50种。 产品大小：超过50种。 屏幕分辨率：将近10种，主要是320×240像素。 操作系统：看似就Symbian 4系列和 Symbian 6系列两个，其实各个版本充斥市场，类似一汽大众，曾爷爷和重孙子一起上阵搏杀。 输入方式：4种。手机常用键盘、触摸屏、全键盘、触摸屏和全键盘。 系统升级：看似有其实没人会，诺基亚的系统升级叫刷机，不叫升级。要去电脑城升级一次50元到200元不等。 WIFI：非标配。 GPS：非标配。 手机应用商店：非标配，无用户使用习惯。 再看苹果的iphone： 屏幕大小：3.5英寸，1种。 产品大小：115.5×62.1mm 屏幕分辨率：480×320像素。 操作系统：iphone OS，多个版本向下兼容，主动升级。 系统升级：itunes，全智能升级，数据自动备份。 WIFI：标配（中国太监版据说10年也将成为真男人）。 GPS：标配。 手机应用商店：几万个应用软件，强烈的用户使用习惯。 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区别，当一个游戏厂商开发手机游戏的时候，面对iphone只需要开发一种，面对诺基亚，一个怪物都需要根据不同的版本设计不同的显示像素。 手机互联网时代，首先是智能手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你的产品最好越少越好，因为竞争性已经从硬件向软件过渡。巨人诺基亚目前还在为完全控制Symbian而自豪中。 目前的困损仅仅是开始，因为手机的下一个巨人还没有到来，那就是google。即使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企业，进入手机行业也是谨慎有加，首先推出 Android手机操作系统，让众多厂商免费尝鲜并获得市场反馈，然后磨刀霍霍准备推出自己的手机。而这一切在2010年即将上演。 我实在想不出2010年诺基亚在手机行业盈利的理由，那么，接下来的将是市场进一步微缩，亏损进一步加剧！ October 22 传甲骨文CEO会晤欧盟高管商谈Sun交易 北京时间10月21晚间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两名匿名消息人士透露，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昨天会晤了欧盟竞争事务专员尼莉·克罗斯(Neelie Kroes)，讨论该公司收购Sun的交易。
上述消息人士称，埃里森希望能够说服克罗斯相信，收购Sun不会带来反垄断问题。欧盟委员会9月3日启动对甲骨文-Sun交易的深入调查，将在明年1月19日前做出决定。 Sun昨天表示，该公司计划未来12个月内裁减3000名员工——约占员工总数的10%，以降低成本。埃里森9月22日表示，在等待欧盟审批期间，Sun每月亏损约1亿美元。 克罗斯发言人乔纳森·托德(Jonathan Todd)表示，“他们必须提供足够多的信息，证明我们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或者修改协议条款，解决我们担心的问题。该交易审批过程的快慢完全取决于甲骨文。” 一名消息人士称，埃里森与克罗斯主要讨论了MySQL数据库软件。美国司法部8月份批准了甲骨文收购Sun的交易。欧盟担心，甲骨文可能会停止 MySQL的开发，打压数据库软件市场竞争。欧盟称，数据库软件市场集中度很高，甲骨文、IBM和微软控制了约85%的数据库软件市场。October 21 消息称诺基亚和西门子有意撤销诺西合资C114讯 北京时间10月21日上午消息（顾雯）据德国媒体报道，诺基亚和西门子是否正在寻求从合资企业诺基亚西门子（下称“诺西”）脱身。 不具名的知情人士向德国《金融时报》透漏了上述消息。消息人士表示，如果有投资者对收购这个陷入困境的电信设备制造商感兴趣的话，那么问题就很好解决了。因为诺西没有很好地面对竞争者的挑战，它在今年夏天的北电无线业务资产的竞价收购中输给了爱立信，并且在与华为的低价竞争中落败。 事实上诺西的财政状况也很严峻。最近，西门子警告说，它可能即将减持诺西百分之五十的股份。诺西在2009年第三季度的财报显示，有5300万欧元折合7877万美元的运营亏损，而去年同期收益1.77亿欧元。 “我无法想象，处于目前这种状况的诺西还会吸引任何金融买家的兴趣。”一位匿名消息人士告诉金融时报。 该报还获悉，西门子公司唯一剩下的电信业务是在诺西，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要退出合资，而现在，诺基亚也开始有此想法。 西门子，诺西和诺基亚目前不未对各媒体的报道作回应。 Sun未来12个月内将裁员3000人北京时间10月21日凌晨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Sun周二称，该公司未来12个月内将在全美范围内再度裁减3000名员工。目前，Sun与甲骨文的合并交易正在接受监管机构的审查。 Sun在周二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文件中披露了上述裁员计划。Sun旗下科罗拉多州布鲁姆菲尔德(Broomfield)工厂的员工总数约为2200人，该厂在过去三年中一直因裁员活动而遭受重创，目前还不清楚在此次活动中将被裁减多少员工。 Sun称，这项裁员计划旨在“按照战略性的商业目标来更好地配置公司资源”。 甲骨文74亿美元收购Sun的交易已经获得了美国反垄断机构的批准，但欧洲监管官员上个月称，他们对这桩交易感到“十分担心”，已经就此展开了全面的调查。甲骨文在科罗拉多州的员工总数也达几千人。 作者：唐风 来源：新浪科技October 20 诺基亚巨额亏损凸显诺氏傲慢之害 10月的芬兰，已是寒意袭人，然而，与这个国家的手机巨头诺基亚刚刚交出的成绩单相比，这或许还算不了什么。 10月18日，多年保持全球手机市场“一哥”地位的诺基亚宣布对其手机业务进行重组，计划将其手机业务分拆成智能手机(Smart phone)、移动电话(Mobile phone)以及解决方案三个部门，以谋求改善其在智能手机市场不相称的竞争力。 正是由于在智能手机上的颓势，以及合资子公司诺基亚西门子的损失计提，诺基亚迎来了公司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财季。根据10月16日发布的第三季度财报，诺 基亚出现了近十年来首次季度亏损，而且亏损数额高达5.59亿欧元(约合8.34亿美元)，而去年同期还是盈利10.6亿欧元。该消息使得其股价当天一度 暴跌10.87%。 “以后诺基亚将很难再现2G时代的辉煌，并且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这是手机巨头们普遍面临的问题。”10月17 日，TCL通讯CEO杨兴平向记者表示，随着手机科技含量的降低，以一次性硬件销售收入为主体的模式难以持续，手机巨头必须寻找到新的蓝海，才能度过这段阵痛期。 诺基亚巨亏 手机业务下滑是诺基亚表现不佳的关键原因之一。在截至9月30日的第三季度，诺基亚智能手机的市场占有率从上个季度的41%骤降至35%。根据第三季度财 报，其手机业务所在的终端与服务事业部的经营利润为7.85亿欧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1%，经营利润率为11.4%，去年同期则为18.6%。 “我们的销量和净销售额稍受产品线零件短缺的影响。” 诺基亚首席执行官康培凯诺在年报中如此表示。而且，诺基亚认为，某种程度上，这一状况可能会持续到2009年第四季度。 源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诺基亚第三季度共计销售1.085亿部手机，较去年同期下降了8%，诺基亚初步估计本季度整个行业的移动终端销量约为2.88亿部，比2008年同期减少7%。 北美和拉丁美洲市场是诺基亚手机业务下滑的重灾区，其手机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滑31.1%和11.8%。 除了手机业务的大幅下滑外，诺基亚三季度的其它业务板块也不见起色。其中，诺基亚去年同期收购的电子地图公司NAVTEQ的经营亏损为6800万欧元，经营利润率为-41.0%；旗下从事电信设备业务的合资公司诺基亚西门子的经营亏损高达11.07亿欧元。 智能手机“大企业病” 高科技产业的风向瞬息万变。此次诺基亚巨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家手机巨头摩托罗拉近年来的遭遇——由于手机新品少且缺乏精品，摩托罗拉此前亦经历了连续数个季度的亏损，并几番酝酿分拆手机业务部门。 诺基亚会成为下一个摩托罗拉吗？ “未来手机争夺的焦点将在智能手机，之前遥遥领先的诺基亚现在其市场份额却被黑莓、苹果以及韩系的手机公司大幅蚕食。”杨兴平表示，诺基亚的智能手机在一个季度内丢失6%的份额，令人唏嘘。 “尽管诺基亚推出了许多新款高阶智能手机机种，像N900及N97 mini。但是仍然没有任何一个足以打败iPhone(手机上网)的机型，可以提振诺基亚的智能手机销售。”市场研究机构Strategy Analytics的一位分析师表示。 杨兴平认为，智能手机的卖点在增值服务，而诺基亚的优势在于传统的硬件，尽管2年前就在向互联网服务转型，并推出了OVI等平台，但对于诺基亚这样的手机 巨头而言，船大难掉头是个共同的难题，“因为无论从文化、营销体系还是企业内部的研发等，要想转型适应新的模式，规模大反而是个障碍”。 “未来4C的融合趋势将越来越强，而通讯无疑将成为各个公司角逐的中心平台。”杨兴平表示，在红海厮杀越来越激烈的同时，内容和应用将成为争夺焦点，而这也为其他通讯厂商创造了机会，黑莓和苹果就是凭借着邮件和音乐两个杀手应用崛起。 与此同时，诺基亚面临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除了黑莓、苹果以及韩系的对手外，戴尔、宏碁甚至显示器公司优派等IT巨头也开始杀入手机市场，先后推出了自己的产品。 事实上，此次诺基亚重组手机部门，也强调了智能手机的重要性。根据诺基亚的重组计划，今后，其智能手机部门将致力于生产高端手机，移动电话部门主要负责生产传统低成本手机，解决方案部门则专注于融合诺基亚手机及其手机服务等。 “诺氏傲慢”隐忧 在全球市场巨亏的同时，诺基亚中国区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根据第三季度财报，期内诺基亚大中国区手机销量为1850万，同比下降了6.6%，比上一季度下降了0.5%。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诺基亚在中国的2G手机中依然保持了强势的品牌和地位，但是在国内3G启动之时，诺基亚却没有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策略以适应中国市场的变化。 “ 中国3G元年以来，运营商无疑将是手机终端最大的渠道。”该人士说，但与摩托罗拉、三星、联想甚至戴尔等相比，诺基亚目前还没有支持TD的终端面市，这样 中国移动不会给诺基亚太多的支持；而在中国联通方面，尽管诺基亚有着最强大的WCDMA优势，但联通的明星机型却花落iPhone；对于中国电信运营的 CDMA互联网手机，诺基亚也并没有太多的3G手机产品可以配合。 与此同时，诺基亚在软件商店上的进展也并不如人意。尽管早在2007 年就推出了OVI互联网商店，并且目前已经有200多万人激活了Ovi Mail账户(Ovi Mail诺基亚是专为新兴市场的消费者开发的电子邮件解决方案)，但是直到10月13日，诺基亚才在中国推出Ovi商店的中文试用版。而在此间，水货 iPhone已经让苹果的App Store在中国有了不少拥趸，而三大运营商自身建设运营的软件商店也次第上线。 “与国外情况不同，国内软件商店未来的发展中，运营商势必会占据主导。”杨兴平认为，手机终端在中国难以复制App Store在美国的强势地位，这正是中国手机市场的本土特色。 一位手机业内人士表示，长期以来的优势市场地位让诺基亚潜移默化中形成了所谓的“诺氏傲慢”，具体表现为对运营商需求的轻视，以及对渠道商诉求的漠视。事实上，今年上半年，由于部分渠道商质疑诺基亚收取“高额窜货违约金”，一场“窜货风波”让两者之间的裂痕暴露无遗。 MySQL创始人：甲骨文应售MySQL 确保收购Sun 腾讯科技讯 北京时间10月19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MySQL数据库创始人迈克尔·维德纽斯(Michael
Widenius)周一表示，在收购Sun微系统的问题上，甲骨文应当承诺将出售Sun微系统旗下的开源数据库MySQL，以解决外界对此收购的反垄断顾
虑。 欧盟委员会在9月3日宣布，将对甲骨文与Sun的收购交易展开更全面深入的反垄断调查。欧盟委员会表示，该交易将导致产品价格高昂并限制消费者在数据库软 件市场上的选择。欧盟当时曾表示，将仔细调查Sun的MySQL数据库，这是一款被许多网络公司采用的开源数据库软件，与甲骨文处于业界领先地位的数据库 软件是竞争对手。 甲骨文今年4月宣布斥资74亿美元收购Sun，该交易已通过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因此欧盟批准与否是交易能否顺利完成的最大悬念。欧盟委员会有90天的时间来展开调查并做出最终决定，是批准还是禁止甲骨文收购Sun。 维德纽斯在周一表示，“MySQL需要一个新东家，但不能是甲骨文。在这个新家，MySQL不会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而且会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MySQL当前被一些流行网站所广泛使用，这些网站包括了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MySQL的主流客户群体是中小企业。目前，MySQL 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微软的SQL Server。 甲骨文当前的数据库产品是市场上最畅销的产品，而由于MySQL是开源软件，使用该产品的绝大多数公司都不会为软件支付费用。业内分析人士认为，甲骨文收 购Sun交易的推迟，将会使Sun受到很大损失，因为该公司的竞争对手将会有更多的时间从Sun挖走客户。在今年4月甲骨文宣布收购Sun之后，惠普和 IBM已经向Sun的客户推出了打折和奖励活动。 October 16 No Sign of Recovery for Nokia Siemens（文中说，NOKIA已经对NSN不抱太高的期望）周末将对3GPP阵营匆忙推出LTE进行一些分析。 If the telecom equipment sector i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a recovery, there's no sign of it yet at Nokia Siemens Networks . After a carrier capex squeeze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2009, there had been hopes in the market, fueled by announcements from the likes of AT&T Inc. (NYSE: T) that annual spending targets are being maintained, that vendors would benefit from an upturn in operator spending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See Ciena Offers Hope.) But if more money's being spent, it's not on NSN gear. The systems vendor and managed services provider today announced third-quarter revenues of €2.76 billion (US$4.1 billion), down more than 21 percent compared with a year ago. And it announced an operating loss of €1.1 billion ($1.64 billion), compared with a tiny loss of just €1 million ($1.49 million) a year earlier. Gross margin dipped to 28.2 percent from 30.8 percent a year ago. (See Nokia Reports Q3.) The big third-quarter loss was caused by non-cash goodwill impairment charges of €908 million ($1.35 billion) and other one-time charges. Without those one-time charges, NSN would have reported a third-quarter operating loss of €53 million ($78.8 million). "The asset impairment charges are the result of an evaluation of the historical and projected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Nokia Siemens Network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hallenging competitive factors and market conditions in the infrastructure and related services business, which have resulted in lower net sales projections and which, in turn, have reduced the projected scale and thus negatively impacted projected margins and profitability," stated NSN parent Nokia Corp. (NYSE: NOK), which saw its share price fall 7.5 percent to €9.53 on the Helsinki exchange. Nokia says it now "no longer carries any goodwill with regard to Nokia Siemens Networks." The company also announced that it now expects the "mobile infrastructure and fixed infrastructure and related services market" to shrink by about 5 percent in 2009 from 2008 levels. Previously, the company had been expecting a 10 percent decline in the value of the market. However, NSN now expects its market share to "decline by more than previously expected in 2009, compared with 2008." NSN isn't being more specific, though, saying only that previously it had expected a "moderate decline." During the company's earnings conference call Thursday, Nokia CEO Olli-Pekka Kallasvuo noted that "it's clear NSN has lost market share. The top priority now is restoring the top line... and reversing the market share dynamic. We continue to support Nokia Siemens Networks actions to improve its performance." He added that NSN continues to make progress in the critical mobile infrastructure market, where it added 11 new 3G customers during the quarter to take its total to 160 global 3G references, while LTE-ready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shipped to more than 100 customers. (See NSN Wins T-Mobile Austria Deal, NSN Goes to Greenland, MegaFon Picks NSN 3G Gear, NSN Upgrades Czech T-Mobile, and Vietnam Uses NSN for 3G.) The company added that it continues to "see strong performance in its Services business unit," but that this will be "offset by declines in certain product businesses." Nokia CFO Rick Simonson noted that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s market is key to revenue growth, and that NSN is "well positioned," and continues to see a strong pipeline for further services business. In the third quarter, Services accounted for €1.3 billion ($1.93 billion) of revenues, 47.1 percent of the total, a slight increase from the previous quarter. (See Slump Slams Nokia Siemens and Services Now 45% of NSN Revenues.) Nokia Siemens Networks, which has nearly 64,000 staff, recently appointed its former head of the Services division, Rajeev Suri, as its new CEO. (See Nokia Siemens Replaces Its CEO.) Overall, Nokia Corp. reported revenues of €9.8 billion ($14.57 billion), down 20 percent year-on-year. However, the Finnish giant noted that demand for mobile devices improved in many regions during the third quarter, and were better than expected. CEO Kallasvuo said the fourth quarter is shaping up to be the best of the year in terms of sales and margins across the company, and that there is "relative stability in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signs of recovery." — Ray Le Maistre, International News Editor, Light Reading UMA生命力能否延续至LTE时代（转载） 转自http://club.catr.cn/thread-73539-1-1.html 作为广域移动网的演进方向，LTE(移动通信长期演进项目)的使命在于带给最终用户真正的“移动互联网”宽带体验。为此，LTE将提供最高超过100Mbit/s的本地接入速率。那么，是否在一个全IP的移动世界里，LTE能够足以满足所有的需求呢？基于UMA(免执照移动访问)技术实现的Wi-Fi与蜂窝移动通信之间融合的双模应用，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LTE正在加速到来 LTE的到来，也许会比人们的预期要快。LTE，作为下一代移动宽带IP接入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其“目标明确道路漫长”的特点。然而，在整个移动 通信产业的合力推动下，LTE有望在2010年闪亮登场。而且，产业界对于LTE的未来市场表现也普遍看好。例如，市场调研公司ABIResearch近 期发表的报告显示，LTE用户数有望在5年后的2013年达到3200万。 移动运营商，很有可能成为推动LTE到来的激进力量。ABIResearch分析师NadineManjaro指出，种种迹象表明，许多移动运营商， 将可能在网络演进道路上绕过3G而直接跳至LTE。这一倾向，在很大程度上给设备制造商施加了压力，因为他们需要相应加快产品的研发、生产、上市速度。 LTE将很有可能最先在日本成为现实。NTT DoCoMo将成为全球第一家运营LTE的运营商，其LTE移动宽带服务计划将于2010年推出。在GSMA 移动通信亚洲大会上，日本最大的移动运营商NTT总裁兼CEO Ryuji Yamada表示，由于日本对移动视频服务的需求激增，因此NTT加快了LTE的进程；NTT目前已经开始测试LTE网络，即SUPER 3G或3.9G；到2010年，NTT将正式商用LTE。事实上，从2007年6月开始，NTT就已经着手测试LTE了。LTE比目前的EDGE与 HSPA的传输速率都要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全球定制手机的典范，NTT也会相应推出LTE定制终端。 中国也在积极地打造未来LTE领域的竞争优势。以中国移动为代表，其目前正在积极推动TD向TD-LTE的演进。中国移动总裁兼CEO王建宙在GSMA移动通信亚洲大会的主题演讲中指出，尽快推进从TD向TD-LTE的演进，是中国移动当 前推进TD建设最应关注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其他两项工作分别为：实现融合组网，实现TD与现有GSM网络共用核心网、话音系统和业务平台，实现用户“不 换号、不换卡、不当机”；解决手机质量问题，这是因为现有TD网络已经可以支持HSDPA，但TD手机在质量、性能、业务类型和价格方面仍然有待改善。 UMA因融合而常青 相对于LTE这一广域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UMA能否作为有效的补充甚至是竞争型的技术而存在？这取决于其自身在融合领域的优势。 对于越来越关注成本的移动运营商而言,UMA提供了一个平衡移动互联网成本和性能的“杠杆”。UMA作为3GPP标准，实现了蜂窝移动通信和Wi- Fi之间融合的接入。UMA可使移动网络在未注册频谱中保持现有的服务，无论是基于电路、分组SIP(会话层初始化协议)，或是IMS(IP多媒体子系 统)，用户都可使用双模终端在蜂窝移动通信网络和公共/私有未注册Wi-Fi无线网络之间实现漫游。基于UMA技术，当移动运营商在提供互联网业务时，可 以针对经常在家中或者办公室等固定场所使用互联网的用户，通过从广域的蜂窝移动通信网切换至Wi-Fi网络，而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服务，让用户获得更 好的性价比。 定位于融合，为UMA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而UMA自身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则是其保持“常青”的必要条件。 ——减缓广域网流量压力 一方面，LTE所要达到的100Mbit/s数据传输速率目标，相应带来了回传流量的巨大增长，这对于现有的无线接入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事实上，目前的网络大多只由一到两个T1/E1电路来支持回传的数据业务流量。 另一方面，分析用户流量使用模式可以得出，大部分的宽带流量发生在家中或者办公室等固定场所。在这些场景下，消费者完全可以利用一系列现有的固定宽带互联网接入。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理由，UMA为减缓广域网的流量压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当消费者处于家中或者办公室时，可以将广域的蜂窝移动通信网所要承担 的流量，卸载至本地的Wi-Fi无线接入网；当用户在使用本地的Wi-Fi无线接入网时，就不会再接入广域的无线接入网基站，这样节省出来的宝贵带宽，就 可以被附近真正处于移动状态下的消费者使用。 ——提升室内服务性能 移动通信的室内服务性能，既包括覆盖性能，也包括数据传输性能。消费者希望移动业务在室内达到相当的覆盖水平。透过墙壁依然能够获取无线信号，这只是移动通信对室内覆盖的最基本要求。如果消费者需要使用数据传输速率高达数兆的业务，就不仅要能够获取信号，而且要保证信号的强度，以使设备能够保持高速率的连接。 从提升移动通信室内服务性能的角度出发，UMA技术成为LTE时代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在欧洲。欧洲为LTE分配了2.6GHz频段，但是现有3G网络 却运行在相近的2.1GHz频段。因此，当LTE商用后，移动通信网络的性能必然会恶化。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LTE采取广域网覆盖与室内无线覆盖并 重的措施，从而保证LTE整体网络的质量。事实上，欧洲已经具有利用UMA强化LTE室内覆盖的有利前提。市场咨询公司E-Communications 的数据显示，Wi-Fi应用目前在欧洲已经渗透至46%的家庭市场，这就为LTE网络部署室内覆盖提供了广泛的应用基础，这大大有助于改进移动业务的性 能。 ——创新“HomeZone”类应用 不断创造新的“Home Zone(家庭地带)”类应用，是UMA赢得持久生命力的重要源泉。UMA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能够让网络准确识别用户所在地点，并在此基础之上为用户提 供差异化的服务。例如，当用户回到家中将手机连接至本地的Wi-Fi网络时，移动网络就会“知道”用户已经回到了家中，相应会为其提供速率更高、价格更低 的宽带接入服务。 在目前最受欢迎的“Home Zone”类应用之外，UMA创新的空间还很大。区别付费是当前最受欢迎的“Home Zone”类应用。当移动用户回到家中，就能够以很低的包月价格获得无限制的语音通话时长。T-Mobile、Sprint、Orange、 Rogers、Telia、CincinnatiBell以及其他许多运营商，都在向其移动用户提供该类业务。对话音服务提供折扣，是众多“Home Zone”类应用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运营商可以提供更多基于地点的触发类应用。例如，当用户处于某一个特定地点时，网络可以向用户发送特定内容的短信。 与此同时，应用开发者目前也已经开发出了一系列基于特定地点的应用，例如，一旦用户进入某个特定区域之内，其手机中的音乐和照片资料就会自动更新等。 * * * LTE时代的到来，让广域的移动通信网拥有了不可想象的应用创新机会。而将LTE的广域应用与室内应用有效互动起来，则会产生实际的经济效益和业务优 势。减缓广域网的带宽压力，提高移动业务的室内性能，创造新的、区分性的“Home Zone”类业务，这些由UMA所带来的优势，在LTE具有的特性中更为重要。基于UMA实现的“Home Zone”类业务，富有实效地将电路交换、IP交换以及移动IMS等业务拓展至固定宽带IP网络。对于即将到来的LTE时代而言，UMA将完美发挥补充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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